一、调整财税政策 压缩金融泡沫（论文文献综述）
李其成[1]（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张馨月[2]（2019）在《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迅猛发展。不可否认,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场所,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房地产价格也持续高涨,“房地产泡沫”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由于“房地产泡沫”定义的模糊性以及测度方法的不完备,并且泡沫通常是在产生并破裂之后才得到证实,用泡沫来形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状是不合适的。有鉴于此,本文在第二章提出“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这一概念来代替“房地产泡沫”描述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的状态。具体地,本文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定义为由于房地产市场中各个参与主体（房地产商、购房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银行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的“理性”决策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集体行为非理性,房价因此违背市场规律不断上涨的现象。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一方面,飞涨的房价抬高了工商业生产成本、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面对着高昂房价,普通居民往往为了一套住房而耗费将近半生的收入,购房压力与巨额房贷使得居民背上沉重的负担不得不压缩消费。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带来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严重威胁了我国宏观经济安全。鉴于房地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非理性发展可能引起的巨大危害,我们必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理清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地把握房地产市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对我国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房地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诸多部门也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地把握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具体地,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以美、日房地产危机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房地产发展历史进程为切入点,从国民经济视角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不良影响进行整体判断;然后,在整体判断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从实体经济、居民消费和宏观金融风险等视角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进行分维度的考察。文章共分为八章,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进行展开。各章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本文首先在对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现状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由此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问题一:房地产泡沫破裂会造成何种后果?房地产泡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路径是怎样的?我国是否存在房地产风险?问题二:我国房地产地产的非理性发展的成因与其他国家有何差异?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有何影响?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吗?问题三: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会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具体地,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是否会影响实体投资?进一步,房地产市场的片面发展是否会阻碍我国的工业创新?问题四: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会产生什么影响?房价过快上涨是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的?高房价对不同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是什么?问题五: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是否会加剧宏观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银行部门和非金融部门风险有何影响?风险传递机制是怎样的?本文的研究致力于解决以上五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脉络也依此展开。在第二章,本文主要从房地产泡沫化机理及其影响、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文献梳理,并通过文献梳理找出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针对我国相关研究中的空白,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三章,首先,通过对美国、日本两国房地产危机的历史观察,明确了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建立变参数模型探明了房地产泡沫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路径。接下来,通过与美、日的经验对比,本文将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现状,检验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处的非理性阶段。在第四章,本文主要讨论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笔者首先将从历史角度对从1978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明确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从现有历史数据出发,从国民经济视角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不良影响进行整体判断,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在第五章,本文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层面,笔者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房价上涨与实体经济间呈倒U型关系,伴随着房价上涨速度的不断加快,实体投资将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第二、企业利润率在房价上涨和实体经济之间发挥着倒U型中介作用。在实证层面,本文将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别考察房价增速对实体投资和工业创新的影响效应,检验了上述假说。第六章中主要分析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一方面利用宏观经济数据明晰了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为现有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项目（CFPS）的微观数据,由房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异质性出发,深入探讨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第七章则考察了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首先,笔者构造了房地产泡沫风险、银行风险和非金融部门风险指标,刻画了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银行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中风险的变化情况。其次,通过上述指标,本文还通过利用TVP-VAR模型探究了房地产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在第八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与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房地产泡沫在不同时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首先,在房地产泡沫出现的初期,房价上涨对私人投资有着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当泡沫程度超过某一限度之后,这种拉动作用会逐渐减弱;特别地,在金融危机后,房价上涨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甚至会转为抑制作用。其次,在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总体来看有助于私人投资的增加,但其拉动作用正逐渐减弱,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潜藏着巨大的风险。（2）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总体考察。我国政府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长远来看,政府刺激房地产发展的行为不仅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反而会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房地产非理性发展造成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阻碍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同时,还会导致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风险不断累积,不利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3）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呈倒U型,房价的过快上涨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增长;房价上涨可以通过企业利润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实体投资（工业创新）施加影响。（4）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首先,我国高房价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消费低迷的现状,高房价不利于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其次,高房价对我国租房家庭的消费具有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主要在年轻家庭群体中体现。再次,虽然房价上涨可以带来财富效应,但是高房价带来的待偿住房贷款的增加与家庭资产流动性的减弱对家庭消费有着显着的抑制效应。总体来说,现阶段我国房价上涨会抑制城镇居民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消费行为,高房价会促使年轻群体增加储蓄、压缩消费,不利于平滑他们一生的消费。（5）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首先,房价上涨冲击在短期内会推动银行部门风险的上升,但中长期冲击影响会逐渐减弱。其次,房价上涨冲击对非金融部门风险的正向影响不存在“时滞”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动作用将会逐渐减弱。再次,房价上涨还可以通过“房价上涨——非金融部门负债增加——银行风险上升”这一机制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最后,政府宽松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各部门间的风险传递有放大作用。最后,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从世界金融危机历史出发,探究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和实证基础。本文一方面考虑了以往的文献大都未考虑金融危机前后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以美国和日本发生过的房地产危机为例,尝试利用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价格偏离）在不同时期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时变路径,揭示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将我国房地产发展现状与美、日历史对比分析,正确认识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所处的阶段。第二,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发展历程的考察,明确了政府在我国房地产非理性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明晰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一方面,本文基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从政府调控的角度研究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原因,并对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动因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本文利用房地产和国民经济的历史数据,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总体考察,并得出结论;长远来看,政府刺激房地产无助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最后,本文从多角度考察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深入考察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居民消费和宏观金融安全等多方面的影响机制。具体来说,第一、实体经济视角。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证实了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存在“倒U型”影响,企业利润率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房价上涨—企业利润率—实体经济这一传导机制）。同时考虑到“实体投资”和“工业创新”都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本文从“实体投资”和“创新活动投入”两个角度验证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居民消费视角。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不良影响方面,本文一方面利用宏观经济数据明晰了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抑制效应,为现有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深入探讨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发现现阶段我国的高房价会促使年轻群体增加储蓄、压缩消费,扭曲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不利于平滑他们一生的消费。第三、宏观金融视角。本文通过构建新的风险指标,准确刻画了房地产部门、银行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潜在风险,对我国宏观金融风险的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本文充分考虑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三者关系的时间演变特征,通过TVP-VAR模型探究了房价上涨对银行和非金融部门风险的时变影响,明晰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薛涵予[3]（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圆圆[4]（2019）在《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复杂性和外溢性等特征愈发突出,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其传染性、系统性和破坏性日益显着,且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风险带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与财政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国此,财政在以最后贷款人、微观审慎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共同构筑成的金融安全网下,理应"有进有退",明确财政作为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的职能定位。本文在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内涵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当前阶段潜在的金融风险及其特殊性,深入分析在防范化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提高财政参与度的合理性;从财政作为风险责任主体、防范化解风险的参与主体和公共救助主体三个层级来探讨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机制,构建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制度框架;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出资人"的风险监管职责,运用结构化工具分类引导化解风险和实现多渠道的财政资金供给。
杨丽君[5]（2019）在《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传统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缺乏可持续性,技术创新要素的供给乏力,金融资源很难自发流入技术创新领域。金融原本因实体产业发展的金融所需而生,却不具备专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供给的“执着”。因此,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金融发展发挥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极其重要。金融资源的流动应能满足淘汰落后产业,去过剩产能,培育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的结构优化调整之需,应合理配置高度稀缺的金融资源。论文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明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的内涵,比较指标的测算方法,选择能够体现各自内涵的指标及测算方法。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先分别采取三项分项指标测度和比较: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再采用灰色动态关联分析法将三项分项指标与经济增长相耦合后得出综合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以便综合比较与计量分析。创新性地绘出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三轴图,比较三者的长期和动态变化趋势。金融发展采用三项分项指标描述: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剖析美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适宜分别阐述。本文综合考虑地区差异与空间联系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模型检验前进行系统的数据检验与诊断,采用不同模型与检验方法并比较优劣,选择最优模型和最佳检验方法,保证模型的稳健性以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紧紧围绕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尝试构建一套系统性、条理性、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内涵、界定指标及指标测算方法,分析影响机理,据此选择模型变量并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的内容前后对应,理论分析为实证分析提供支撑,实证分析再反过来为理论分析提供佐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并存。新常态下,应基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金融发展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充分相融。二是中国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不同地区存在“单赢”之势。应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差距,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共赢”。三是“先污染,再富裕”是低质量发展道路的简单复制,也非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摒弃急功近利,沉下心来走高质量的“不污染,就富裕”之路。四是金融高度发展不会必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过度金融化也会陷入“金融诅咒”。要避免金融发展陷入自我封闭循环,实现金融发展与以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开放循环,加快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金融发展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国库处课题组,张杰,吴晶晶[6]（2017）在《政府债务危机产生及应对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截至2016年末,中国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7.33万亿人民币,负债率约为36.7%,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备受关注。政府债务的迅速累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积聚了大量风险。虽然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目前在总体上是可控的,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主要选取美国、欧元区、拉美、东南亚等地,系统分析了其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防范和控制政府债务风险、消除债务危机隐患的政策建议。
张严[7]（2017）在《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文中认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危机,但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资本主义能一次次从危机中解脱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是资本逻辑的弹性。资本主义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滞胀"危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三次大危机的应对,突出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弹性。这种弹性主要表现在资本逻辑的收缩能力、扩张能力与动态应变能力三个方面,其重点分别是需求调节、供给调节和综合调节,分别对应着资本主义的制动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三者共同构成了抑制巨大周期波动、稳定资本主义运行的负反馈机制。虽然资本逻辑的弹性一次次从危机中挽救了资本主义,但这三种能力有其各自限度,而且三种能力的总体弹性有一个最终限度,即资本自身。资本逻辑弹性对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拯救,并没有解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表面上缓解危机的同时,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余地,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叶新阶[8]（2017）在《基于市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研究》文中提出从传统金融理论来看,市场参与主体通过对收益的理性预期、对风险的最大化回避以及根据影响因素来抉择行为,但是随着经济和市场形势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理论的假设已无法全面解释在风险因素复杂化和多元化情况下的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通过研究发现,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除了土地供给不足与刚性需求旺盛之间的供需矛盾、货币超发和利率走低推升的房价收入比问题、房地产市场火热加剧了政府债务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经济的区域差异化而引发的去库存压力问题以外,还体现出在房企、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四个主要的市场参与因素在追求超额收益的非理性行为下,对于房地产金融市场的过度狂热和市场风险认识不足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由于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市场参与者因素缺少的理论探讨,使得目前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策略较为零散,不利于形成切实有效的风险处置策略。面对当前日渐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性泡沫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的效用,以及运用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对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金融进行分析,梳理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识别当前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建立一套从政府、房企、金融机构、投资者等四个房地产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角度的房地产金融风险识别体系,通过对国内J房企债务危机化解的实证分析,日本、香港、美国等重大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比较分析,建立适合当前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状态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处置模型,基于维护社会和金融秩序稳定、市场化原则、依法处置、防止风险扩散、以“时间换空间”同时兼顾利益相关方的处置原则,构建包含市场主体独立处置风险、政府干预下处置风险和匹配风险阶段的综合处置策略,并对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提出防控建议,旨在对房企与金融两个行业的稳定向好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导论、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析的理论背景、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现状、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我国房地产金融的风险识别、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国内处置实例分析、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国际处置的借鉴与启示、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对策建议、研究结论与建议等部分。第一章提出本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和内容。从关注经济转型升级期内房地产行业变局带来的金融风险,追寻世界范围内知名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依据,重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社会性和扩张性等三个角度出发开展对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研究。由此引出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就是通过梳理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识别当前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建立包含政府、房企、金融机构、投资者等四个房地产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房地产金融风险识别体系,以及具有评估价值的风险识别模型。通过对国内j房企债务危机化解,日本、香港、美国等重大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回顾,建立适合当前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状态,包含市场主体独立处置风险、政府干预下处置风险和匹配风险阶段的综合处置策略,并对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提出防控建议。第二章是对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研究综述。在传统的金融理论中,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引发金融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传统金融理论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产生机制是货币发行、信用扩张与利率调整等三个因素相互互动的外部作用的宏观经济学机制,但是较少探索市场参与者效用的内部根本因素。国内外学术界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生成、识别、预警和防范等关注较多,但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尤其是综合处置策略研究较少。处置方式上更多的是关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政手段等方式进行风险的化解,以及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对风险的转移和分散,对其它参与方的处置策略研究不多,对涉及到房企、金融机构、投资者三个市场主体的参与作用的研究较少。由于金融资源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进而导致了周期性泡沫的产生。在周期性泡沫过程中,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通过挤出效应、替代效应、排斥效应和杠杆效应等四种方式互动,不断催生金融风险。传统金融研究中对于理性人的假设与当下经济现实间的偏差,对于房地产金融市场四因素主体对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作用的忽略,使笔者发现通过引入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体系来分析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必要性。从心理因素干预投资导致的行为偏差,噪声交易理论、羊群效应,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角度来分析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得出应遵循从市场参与者角度开展风险成因分析,建立一套基于市场参与者主体的行为特质的分析体系,开展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识别。第三章回顾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八个阶段,进而分析国内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带动性、增长贡献、成长性等特点,国内房地产行业正从以增量为主的时代向以存量为主的时代进行变化,优质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前景持续向好的发展特征。然后,对国内房地产金融发展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经营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作用于房地产行业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周期与房地产市场发展关联密切,房地产市场价格长期受到土地价格的影响且相互作用,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正向关系,与物价水平、利率负向相关关系,房地产行业发展还受城镇化进程推动,为下一步探寻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因素分析和处置策略做好研究支持。第四章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主要对多方加杠杆带来的金融泡沫所加剧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政府债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带来的债务风险,房价收入比以及房地产库存在区域间的分化带来部分地区的去库存压力,由于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匀和错配等风险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房企开发资金余额增加、资产负债率逐年走高,而流动比率不断走低的市场表现,反映出近年来房企的融资杠杆逐渐放大,不断侵蚀企业的经济效益。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居民杠杆快速上升都进一步加大了金融风险失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的土地供给落后于市场需求,土地价格随着房价上涨而不断上涨,也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现的重要领域。尽管全国的房价收入比在二三线城市持续降低的带动下,呈现走低的态势,但是,三四线中小城市依旧面临巨大的去库存压力。同时,一二线城市不断走高的房价,使得居民的购买力不断下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端日渐萎缩。另外,房地产金融市场内房企、政府、金融机构与投资者等多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资源错配,进一步提高了房地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五章全面开展我国房地产金融的风险识别研究。研究指出房地产金融市场由房企、政府、金融机构及投资者共同参与,相互影响。在一个公开的、与外界密切联系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机制下,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涵盖了各个参与对象,政府、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及投资者。进而开展了对四因素理论的有效性实证分析,通过spss软件,对涵盖政府层面、金融机构层面、房企层面以及个人投资者层面等四个层面的9个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国房景气指数进行对比后发现,模型分析结果与国房景气指数吻合度较高,由此印证四因素分析理论的实证价值。通过研究表明,政府、房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作为四个主要因素,参与房地产金融市场,并成为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房地产金融风险四因素分析是研究房地产金融风险成因的重要出发点,也是拟订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策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本章还通过四因素理论对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进行识别研究,指出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可以有效控制全国性房地产金融风险,但土地财政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市场捆绑,而房地产市场表现的区域分化,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区域性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在增加,并引用四因素模型对六个不同城市的风险水平进行验证。由于区域性以上规模房企在不同城市间的项目布局失误和滞销,增大了房企的破产风险并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重要爆发点。限购限贷政策下的严格管控,在考验着房企的经营能力,过度融资和利润下滑带来的财务压力,使得房企债务风险极易在境内外传播。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金融产品的过度加杠杆,将成为风险传播的加速器。投资者在房地产金融产品上的过度投资,也可能成为风险散布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表明,鉴于中国房地产金融问题的复杂性,化解风险需要建立一套从政府、房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四个角度共同作用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综合处置体系。第六章国内j房企的金融风险处置实例研究。回顾债务危机的背景和债务情况。从企业的经营风险,连锁反应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市场恐慌风险,金融稳定风险角度分析风险的危害性。结合风险情况,从协同处置,政府参与,因时施策角度思考处置策略。然后从房企收缩战线,出售欠发达地区储备项目,积极维护政府关系,项目恢复销售以重获现金流,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并延展债务等角度开展自救;金融机构在合理评估企业价值基础上,通过诉前保全,控制损失,成立债委会统一步调,加强与监管机构沟通赢得理解和支持,细化研究资产及项目情况,积极保护中小投资者角度进行风险处置;政府采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全力支持房企,同时投资者理性维权,给予处置的时间和空间等策略,共同化解了j房企的债务危机,实现了共赢。通过对j房企债务危机处置案例的实证分析,提出对债务危机成因的思考,指出企业隐性债务是形成融资泡沫的根源,政府锁盘是刺破泡沫的诱因,金融机构的表外借款是泡沫的放大器,投资者的不理性行为将推动危机蔓延。同时分析j房企债务危机的案例典型性,进一步得出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上的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处置过程应符合法律要求,形成风险共担机制,防范风险蔓延,“以时间换空间”的经验。第七章开展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中外借鉴与启示分析。通过对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香港1997年楼市崩盘、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等三次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危机背景、危机前市场四因素的行为表现、危机爆发后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三次国际范围内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共性特点,进而归纳出三次金融风险爆发前市场参与各方的表现、风险爆发后的处置措施。通过分析得出日本处置策略中政府强硬干预市场、香港处置策略中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美国处置策略中将风险转移至全球市场等问题,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都带来了不利影响,需要在下一阶段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过程中加以避免。第八章提出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策略。结合前述研究,在明确维护社会和金融秩序稳定原则、市场化原则、依法处置原则、防止风险扩散原则、兼顾利益相关方原则的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金融机构审慎控制风险传播、房企强化自身经营能力、投资者主动规避风险的市场主体独立处置的风险策略,提出政府主导下的风险处置策略,然后进一步探讨在时空纵向发展过程中匹配风险不同阶段的综合处置策略,构建纵横交错的多元化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方案。同时同时对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包括推动政府指导下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改革,建立宏观数据与区域数据相结合的监测体系,巩固政府监管体系,继续开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调控管理,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完善金融机构的自律管理,鼓励建立房企稳健发展与投资者风险识别相结合的市场体系,从多方面加强金融风险防控。第九章对上述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金融环境下,房地产金融风险在不断累积,如果风险爆发将引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风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值得重视。政府、房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既是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来源,也是处置风险的参与要素。得出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需遵循的五个原则,维护社会和金融秩序稳定原则,市场化原则,依法处置原则,防止风险扩散原则,兼顾利益相关方原则等五个基本原则。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需要根据风险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化解方法,建立从政府、房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四个角度共同作用,包含市场主体独立处置,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匹配风险阶段的综合化处置等三种不同层次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综合处置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量化分析不足,处置策略细化程度不够等问题,也将是笔者的下一步研究方向。
陈明珠[9]（2016）在《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文中认为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6.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按照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来看,处于城镇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国”,一方面取得了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另外一个方面也面临着“城市病”高发的问题。因此,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来看,下一步如何实现城市转型,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众所周知,城镇化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且呈现出相对良好的城市意象。但是如果翻阅发达国家的城市史也会发现,当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处于与当前中国城镇化率接近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时,其城市发展也呈现出繁荣与问题共存的局面,甚至其“城市病”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可以思考,从繁荣与问题共存的“城市病”多发阶段到当前呈现出相对较好的城市状态,发达国家整个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经历的城市转型是否有其规律可以探寻?是否有一些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中国的城市来借鉴?城市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转型理论为始点,以城市转型的目标导向是实现城市发展的以人为本为基础,本文对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路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启示。本文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其最基本的子系统包括城市的经济系统、空间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而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本就是城市各个子系统转型以实现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目标的过程。即通过经济系统的转型保持城市持续增长,空间系统转型实现城市空间扩容和功能优化,通过社会系统转型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通过生态系统转型提升城市人居水平等等。但与其他三个基本子系统不同的是,城市生态的系统的转型一个目标导向的转型过程,是通过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空间转型、城市社会系统的复合推动而实现的一种转型。所以从城市转型的路径上来看,城市经济系统转型、城市空间系统转型和城市的社会系统转型对于城市转型的决定性最强。如果从经济系统、空间系统和社会系统来考察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过程也可以发现:利用技术革命、制度配套和产业区域转移,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产业结构在实现了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避免了城市衰退并保持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从城市空间系统上来看,在逐渐把握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空间增长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城市规划的基准方向,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实现空间形态发展网络化的同时,城市的功能逐步优化,并实现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协调发展;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逐渐解决了城市资源分配效率与公平失衡的问题,在实现了赋权和自治的同时,缓和了城市社会矛盾,提高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维护了城市社会的基本稳定。所以,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空间规划和社会治理三个领域的转型,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城镇化的中后期才逐渐解决了“城市病”,并使得城市系统得以在新的状态下有序运转。而如果再深入的剖析发达国家城市成功转型的影响因素还会发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业态和发达国家不断的调整城市管理制度对于其城市成功转型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应该特别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着力提升创新驱动的功能能级和形成有利于城市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政策。从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对未来中国城市转型的镜鉴和启示上来看,中国的城市转型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发展过程,工业化后发优势、中国国情和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带有了中国特色的多元复合性,中国城市转型面临的机遇较多但转型任务也更加艰巨。因此,城镇化中后期的中国城市转型应该是在立足我国具体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的有益经验,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向,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夯实中国城市转型的基础。同时要认识到中国城市转型的全面性系统性,注重新的时代形势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要求,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统筹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以宜居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高标准转型,实现城市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让未来的中国城市真正成为一个生产富裕、功能协调、社会和谐稳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张齐武[10]（2015）在《新常态下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依据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和特征,采用企业调研的方法分析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的行业吸引力、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提出依法加快土地市场化进程、改善行政审批效率、加大行业科研投入、深化房地产财税政策改革、引导企业主动调整经营战略等建议,以促进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调整财税政策 压缩金融泡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调整财税政策 压缩金融泡沫（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 创新点和特色 |
| 1.4 局限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房地产泡沫化机理及其影响研究 |
| 2.1.1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机制 |
| 2.1.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国民经济 |
| 2.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实体经济 |
| 2.2.1 实体经济的定义 |
| 2.2.2 房地产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2.3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居民消费 |
| 2.3.1 财富效应 |
| 2.3.2 抵押效应 |
| 2.3.3 流动性约束效应和替代效应 |
| 2.4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宏观金融风险 |
| 2.4.1 宏观金融风险的定义 |
| 2.4.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
| 2.5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历史观察 |
| 3.1 美国和日本金融危机的历史观察 |
| 3.2 房地产泡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美国和日本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据 |
| 3.2.1 理论分析 |
| 3.2.2 模型设计与研究样本 |
| 3.2.3 实证分析 |
| 3.3 美国、日本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影响国民经济的综合分析 |
| 4.1 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原因分析——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
| 4.1.1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进程 |
| 4.1.2 政府行为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影响 |
| 4.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影响国民经济的总体考察 |
| 4.2.1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5.1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影响实体经济的理论分析 |
| 5.2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实体投资的影响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工业创新的影响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
| 6.1 概述 |
| 6.2 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研究背景 |
| 6.2.2 实证分析 |
| 6.3 高房价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理论分析 |
| 6.3.2 高房价影响城镇租房家庭消费的实证分析 |
| 6.3.3 高房价影响城镇自有房家庭消费的实证分析 |
| 6.3.4 实证考察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与宏观金融风险 |
| 7.1 研究背景 |
| 7.1.1 房价上涨与银行风险 |
| 7.1.2 银行风险与非金融部门负债 |
| 7.1.3 房价上涨与非金融部门负债 |
| 7.2 房地产、银行与非金融部门风险指标的构建 |
| 7.2.1 指标设计 |
| 7.2.2 样本数据选取与数据分析 |
| 7.3 房价上涨影响银行和非金融部门风险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 |
| (一) 系统风险 |
| (二) 系统性风险 |
| (三) 区域性金融风险 |
| (四) 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我国目前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 金融控股集团的混业经营风险 |
| (二) 类金融机构的无序经营风险 |
| (三) 金融资金的循环经营风险 |
| (四) 高杠杆经营的信用担保风险 |
| 1. 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构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
| 2. 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催生了高信用风险和资产泡沫。 |
| (五) 行业资金的高集中度风险 |
| 1. 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 |
| 2. 小微信贷业务的担保风险。 |
| 三、财政发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作用的现实基础 |
| (一)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体制性特征 |
| (二) 当前防范化解风险存在政策困境 |
| 1. 金融安全体系的顶层设计存在制度真空。 |
| 2. 货币政策在化解金融风险时存在两难局面。 |
| 3.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用有限。 |
| (三) 财政参与维护金融安全实属客观需要 |
| 四、金融危机中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梳理 |
| (一) 银行业危机中的日本财政 |
| 1. 对问题机构直接注资。 |
| 2. 成立回收处置机构 (RCC) 。 |
| 3. 为日本存款保险公司 (DICJ) 发行债券提供信用担保。 |
| (二) 次贷危机中的美国财政 |
| 1. 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SOC) 。 |
| 2. 问题救助计划 (TARP) 。 |
| 3. 提供政府信用担保。 |
| 4. 建立有序清算资金。 |
| 5. 为美联储提供政策支持。 |
| (三) 金融危机中的欧洲财政 |
| 1. 金融机构的国有化。 |
| 2. 为发行债券提供政府信用担保。 |
| 3. 建立救市专项基金。 |
| 4. 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 和欧洲稳定机制 (ESM) 。 |
| 五、我国财政救助的历史实践总结 |
| (一)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乱象整治 |
| (二) 第二阶段:21世纪初的高风险金融机构整顿 |
| (三) 财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经验总结 |
| 1. 直接救助金融机构。 |
| 2. 通过政府信用恢复金融秩序。 |
| 3. 以财政资金保障行业发展。 |
| 六、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制度设计 |
| (一) 明确财政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定位, 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制度 |
| 1. 厘清财政的监管责任。 |
| 2. 合理划定政府救助与市场处置的边界。 |
| 3. 建立央地两级风险防范与救助机制。 |
| (二) 财政作为风险责任主体, 应当审慎全面地履行管理职能 |
| 1. 严格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管理。 |
| 2. 强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 |
| 3. 增强对国有金融资本的早期纠正职能。 |
| (三) 财政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的参与主体, 应运用结构化工具分类引导 |
| 1. 引导行业资金进行结构性调整。 |
| 2. 完善地方财政税收体系。 |
| 3. 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改善中小企业担保风险。 |
| (四) 财政作为公共救助主体, 应实现多渠道的财政资金供给 |
| 1. 为金融机构提供补充资本缓解流动性危机。 |
| 2. 为存款保险基金提供财政借款作为后备融资。 |
| 3. 为化解处置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建立有序清算基金。 |
（5）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 文章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 2.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
| 2.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发展脉络 |
| 2.1.2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内涵文献梳理 |
| 2.1.3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研究综述 |
| 2.1.4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未来研究方向 |
| 2.2 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
| 2.2.2 金融发展文献梳理 |
| 2.2.3 金融发展文献述评 |
| 2.3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文献 |
| 2.3.1 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梳理 |
| 2.4 金融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
| 2.4.1 金融发展之外的环境影响因素 |
| 2.4.2 金融资源之外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因素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
| 3.1 美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1.1 美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1.2 美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1.3 美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 3.2 日本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2.1 日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2.2 日本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2.3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 3.3 英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3.1 英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3.2 英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3.3 英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不足 |
| 3.4 以色列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4.1 以色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4.2 以色列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4.3 以色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
| 3.5 欧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5.1 欧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 3.5.2 欧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 3.5.3 欧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阻力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1 金融发展指标分解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 |
| 4.2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2.1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两种途径 |
| 4.2.2 金融总量供需反映的两种金融发展循环作用 |
| 4.3 金融结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4 金融效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 4.4.1 金融效率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同步性 |
| 4.4.2 金融效率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状况:基于三个维度的比较 |
| 5.1 中国整体相关发展状况阶段性比较 |
| 5.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阶段性比较 |
| 5.1.2 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比较 |
| 5.2 省域维度相关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
| 5.2.1 省域维度产业结构优化对比 |
| 5.2.2 省域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对比 |
| 5.3 五大热点地区相关发展状况差异分析 |
| 5.3.1 五大热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差异 |
| 5.3.2 五大热点地区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数据和变量说明及检验 |
| 6.1.1 描述性统计 |
| 6.1.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 6.1.3 异方差等回归诊断 |
| 6.1.4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6.1.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 6.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6.3.1 全面FGLS和OLS稳健标准误检验 |
| 6.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6.4 检验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经验 |
| 7.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综合实力的城市差异 |
| 7.1.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发展情况比较 |
| 7.1.2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聚类对比分析 |
| 7.1.3 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综合实力差异 |
| 7.2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及检验 |
| 7.2.1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变量相关性等检验 |
| 7.3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 7.4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7.4.1 替换因变量检验稳健性 |
| 7.4.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7.5 检验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6）政府债务危机产生及应对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府债务及政府债务危机的内涵 |
| 二、各国政府债务危机成因概述 |
| (一) 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是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 |
| (二) 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失衡是政府债务危机形成的关键因素 |
| (三) 激进式的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失是产生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
| (四) 债务资金使用缺乏有效安排、效率低下是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
| (五) 国际因素的变化是诱发政府债务危机的加速器 |
| 三、政府债务危机的应对方式 |
| (一) 财政政策方面 |
| (二) 货币政策方面 |
| (三) 汇率政策方面 |
| (四) 寻求外来援助 |
| 四、我国防范和控制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
| (一) 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稳步推进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划分 |
| (二) 保持合理经济增速, 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
| (三) 积极遏制房地产金融泡沫风险, “量入为出”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 |
| (四) 坚持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的审慎原则, 避免出现政府过度负债 |
| (五)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 |
（7）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根源 |
| (一) 扩张能力 |
| (二) 收缩能力 |
| (三) 动态应变能力 |
| (一) 空间弹性 |
| (二) 时间弹性 |
| (三) 结构弹性 |
| (四) 运行机制弹性 |
| 二、资本主义三次大危机中资本逻辑弹性的表现 |
| (一) “大萧条”危机后资本逻辑的收缩 |
| 1. 所有制上的收缩 |
| 2. 国家调控机制 |
| 3. 员工参与管理制度 |
| 4. 福利制度 |
| (二) “滞胀”危机后资本逻辑的扩张 |
| (三) 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逻辑的动态应变 |
| 1. 危机和压力的隐性转移 |
| 2. 收缩与扩张的平衡 |
| 3. 弹性积累 |
| 4. 科技敏感性 |
| 三、资本逻辑弹性的限度 |
| 1.资本逻辑收缩的限度 |
| 2.资本逻辑扩张的限度 |
| 3.资本逻辑动态应变的限度 |
（8）基于市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研究综述 |
| 2.1 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
| 2.1.1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预警 |
| 2.1.2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 |
| 2.1.3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处置 |
| 2.2 系统性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不稳定的理论基础 |
| 2.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信贷机制 |
| 2.2.3 现代金融理论对市场参与者效用的分析不足 |
| 2.3 周期性泡沫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
| 2.3.1 泡沫产生于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错配 |
| 2.3.2 周期性泡沫中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效应 |
| 2.4 金融风险的行为金融学分析 |
| 2.4.1 理性人假设分析 |
| 2.4.2 行为、心理与经济理性 |
| 2.4.3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影响 |
| 2.5 房地产金融的行为金融学分析 |
| 2.5.1 有效市场假说无法完全解释房地产金融市场 |
| 2.5.2 行为金融学有助于分析房地产金融市场异常现象 |
| 2.5.3 政府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干预力量 |
| 2.6 本章小结 |
| 3.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现状 |
| 3.1 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历程及特征 |
| 3.1.1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八个阶段 |
| 3.1.2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征 |
| 3.2 国内房地产金融环境分析 |
| 3.2.1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 3.2.2 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
| 3.2.3 房地产市场价格与多个变量有关 |
| 3.2.4 城镇化进程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 |
| 3.2.5 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4.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
| 4.1 融资杠杆过高放大泡沫风险 |
| 4.1.1 杠杆的经济学分析 |
| 4.1.2 房企杠杆过高带来的融资风险 |
| 4.1.3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风险 |
| 4.1.4 居民杠杆快速上升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 |
| 4.2 政府债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
| 4.2.1 土地供给不足和土地价格过高助推土地财政依赖 |
| 4.2.2 房地产市场走低将诱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4.2.3 国内房地产泡沫迹象主要是货币现象 |
| 4.3 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区域分化 |
| 4.3.1 全国房价收入比持续下降 |
| 4.3.2 一二三线城市间房价收入比分化明显 |
| 4.3.3 三四线中小城市去库存压力比较大 |
| 4.4 信息不对称导致房地产市场资源错配 |
| 4.4.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4.4.2 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信息不对称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5.我国房地产金融的风险识别 |
| 5.1 房地产金融风险识别的四因素法 |
| 5.1.1 房地产金融四因素识别的定义 |
| 5.1.2 四因素理论的观察视角 |
| 5.2 四因素识别的有效性分析 |
| 5.2.1 四因素实证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因子分析 |
| 5.2.3 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层次分析 |
| 5.3 基于四因素方法的风险识别 |
| 5.3.1 政府：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是引发风险的基础 |
| 5.3.2 房企：区域性以上规模房企破产是风险爆发的源头 |
| 5.3.3 金融机构：房地产金融产品过度加杠杆是风险传播的加速器 |
| 5.3.4 投资者：房地产金融产品投资过度是风险频发的推动力 |
| 5.4 本章小结 |
| 6.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国内实例分析 |
| 6.1 J房企金融风险处置实例 |
| 6.1.1 债务风险背景 |
| 6.1.2 企业债务情况 |
| 6.1.3 风险危害分析 |
| 6.1.4 处置背景分析 |
| 6.2 J房企债务危机处置方案 |
| 6.2.1 债务危机处置策略思考 |
| 6.2.2 J房企自救处置方案 |
| 6.2.3 金融机构处置方案 |
| 6.2.4 政府及投资者处置方案 |
| 6.2.5 危机处置结果 |
| 6.3 J房企债务危机案例总结 |
| 6.3.1 债务危机的成因思考 |
| 6.3.2J房企债务重组案例的典型性分析 |
| 6.3.3 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要点 |
| 6.4 本章小结 |
| 7.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中外借鉴与启示 |
| 7.1 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 |
| 7.1.1 危机背景：日本国内经济繁荣与美国的通胀输出 |
| 7.1.2 危机前市场参与者表现 |
| 7.1.3 崩溃：房地产泡沫轰然倒塌 |
| 7.1.4 影响：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
| 7.2 1997年香港楼市下跌及金融风暴 |
| 7.2.1 危机背景：香港回归带动新的投资憧憬 |
| 7.2.2 危机前的市场参与者表现 |
| 7.2.3 泡沫的破裂 |
| 7.2.4 泡沫带来的影响 |
| 7.3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 |
| 7.3.1 危机背景：经济刺激政策推动泡沫 |
| 7.3.2 危机前的市场参与者表现 |
| 7.3.3 崩溃：抵押品价值下降，影响金融稳定 |
| 7.3.4 风险影响 |
| 7.4 三次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差异分析 |
| 7.4.1 三次风险的共性特点 |
| 7.4.2 市场主体表现概述 |
| 7.4.3 处置措施对比 |
| 7.4.4 处置得失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对策建议 |
| 8.1 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的基本原则 |
| 8.1.1 维护社会和金融秩序稳定原则 |
| 8.1.2 市场化原则 |
| 8.1.3 依法处置原则 |
| 8.1.4 防止风险扩散原则 |
| 8.1.5 兼顾利益相关方原则 |
| 8.2 市场主体的风险独立处置对策 |
| 8.2.1 金融机构：审慎控制风险传播 |
| 8.2.2 房企：强化自身经营能力，缓释风险爆发 |
| 8.2.3 投资者：主动规避风险，防止风险泛滥 |
| 8.3 政府干预下的风险处置对策 |
| 8.3.1 市场主体之间的风险相互影响 |
| 8.3.2 政府：主导加强风险控制 |
| 8.3.3 政府干预下的金融机构处置模型 |
| 8.4 匹配风险阶段的综合处置策略 |
| 8.4.1 房地产金融风险综合处置策略综述 |
| 8.4.2 分阶段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对策 |
| 8.5 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建议 |
| 8.5.1 推动政府指导下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改革 |
| 8.5.2 政府主导建立宏观数据与区域数据相结合的监测体系 |
| 8.5.3 巩固政府监管体系 |
| 8.5.4 完善金融机构自律体系 |
| 8.5.5 鼓励房企稳健发展与投资者风险识别相结合的市场体系 |
| 8.6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转型期的中国与中国城市 |
| 二、问题意识：城镇化中期阶段的“城市病”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的研究 |
| 二、国内外对城市转型的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和概念 |
| 一、研究相关理论 |
| 二、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文章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历程 |
| 一、城镇化起步阶段（1760年～1851年） |
| 二、城镇化普及阶段（1851年～1950年） |
| 三、城镇化成熟阶段（1950年至今）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期城市状况 |
| 一、城市经济繁荣 |
| 二、都市圈初成 |
| 三、成为城市社会 |
| 四、城市另外一面 |
| 第三节 当前发达国家城市概况 |
| 一、发达的城市经济 |
| 二、城市空间形态网络化 |
| 三、城市人居环境较好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城市持续增长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转型 |
| 一、产业周期：城市生命周期的经济动因 |
| 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规律 |
| 三、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产业结构转型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
| 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抵消“工业危机” |
| 二、服务业成为城市主导产业 |
| 三、产业结构高端目标下的区域转移 |
| 第三节 创新驱动下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
| 一、技术创新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 |
| 二、制度创新支撑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坚持路径创新 |
| 第三章 空间转型实现城市扩容与功能优化 |
| 第一节城市增长与城市空间转型 |
| 一、城市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 |
| 二、城市增长与城市空间转型规律 |
| 三、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空间转型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空间转型路径 |
| 一、中心化与城市控制 |
| 二、城市分散与规划人本主义回归 |
| 三、再城市化与城市更新 |
| 第三节 实现城市空间的协调、科学、集约化发展 |
| 一、形成空间利益共享的规划体系 |
| 二、增强城市空间转型的科学性 |
| 三、实现城市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 |
| 第四章 社会治理转型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
| 第一节 城市社会治理与城市转型 |
| 一、城市社会结构与城市发展 |
| 二、治理与城市社会治理 |
| 三、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社会治理转型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社会治理转型路径 |
| 一、政府职能转型实现赋权 |
| 二、市场力量社会责任提升 |
| 三、城市社会自治力量能级提升 |
| 第三节 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
| 一、理念创新理顺治理主体关系 |
| 二、以赋权为目标深化体制改革 |
| 三、以自治为导向构建共治格局 |
| 第五章 镜鉴与启示：对城镇化中后期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中国城市发展现状 |
| 一、产业结构转型与粗放的双重压力 |
| 二、空间承载力和开发强度失衡的城市扩张 |
| 三、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转型期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发展原则 |
| 一、社会变迁与后发优势复合的中国城市 |
| 二、城镇化中后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城市转型道路 |
| 一、以创新为抓手，夯实城市转型之基 |
| 二、统筹各领域，实现城市系统全面转型 |
| 三、以绿色为导向，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
| 四、以两个市场为域，拓宽城市转型广度和深度 |
| 五、坚持共享理念，提升城市转型质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新常态下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引言 |
| 2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问题 |
| 2.1行业吸引力快速下降 |
| 2.2企业过分依赖投资驱动,缺乏风险管理体系 |
| 2.3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问题 |
| 2.3.1存在资产结构风险 |
| 2.3.2资产周转率偏低 |
| 2.3.3融资渠道单一 |
| 2.4行业科研投入不足 |
| 2.5政策掣肘风险 |
| 3对策建议 |
| 3.1依法加快土地市场化进程 |
| 3.2进一步改善行政审批效率 |
| 3.3加大行业科技投入 |
| 3.3.1加快住宅产业化的研究与应用 |
| 3.3.2提倡成品化集成装修 |
| 3.3.3产品规划创新 |
| 3.4全面改革房地产财税政策 |
| 3.5引导企业主动调整经营战略 |
| 3.5.1主动调整开发模式和产品结构 |
| 3.5.2执行新的财务战略 |
| 3.5.3企业管理的规范与创新 |
| 4结语 |
四、调整财税政策 压缩金融泡沫（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2]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研究[D]. 张馨月. 山东大学, 2019(02)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4]财政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机制研究[J]. 张圆圆. 西南金融, 2019(07)
- [5]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杨丽君. 东南大学, 2019(06)
- [6]政府债务危机产生及应对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国库处课题组,张杰,吴晶晶. 西南金融, 2017(11)
- [7]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J]. 张严. 社会科学, 2017(10)
- [8]基于市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研究[D]. 叶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9]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D]. 陈明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新常态下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策略研究[J]. 张齐武. 建筑经济,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