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我国制造业确立四大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庞坤缺[1](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胡炅坊[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侯恩宾[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赖晓敏[4](2021)在《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兴农战略下,中国农业专利事业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的研发不平衡与转化不充分问题愈发突显。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农业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增速不断加快,后发优势明显,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专利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研发不平衡、转化不充分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在数量布局、质量层次和研发主体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的加速扩张与农业经济的增速放缓不相适应,二者的脱钩反映出农业专利的质量不高与应用转化不足。对此,围绕如何量化并解释中国农业专利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研究依次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和专利经济效果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专利文献计量、空间计量经济学、二元选择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在量化把握农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农业专利产出数量水平的均衡收敛机制,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的长期优化机制,以及农业专利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化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专利研发与转化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1)中国来源和受理的农业专利规模整体不断扩大,1985-2019年中国来源和受理的累计农业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数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中国农业专利多布局在以植物栽培、农药、饲料、养殖管理和肥料等小类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以食品饮料加工处理小类为主的食品加工领域;首要应用行业是以农业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业中间品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其次是以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林牧渔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是研发主力,个体占比趋于下降。整体上,专利数量和申请人规模在1985-1995年技术引进期较小,此后进入技术发展期,并在2008-2019年技术发展期第二阶段加速增长;不同技术领域和研发主体的技术生命周期演进存在一定差异。(2)中国农业专利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数量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且各区域研发主体结构不同;数量水平的省域分布高度失衡,失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区域内相对均衡;数量水平分布具有负空间自相关性,省域分布以低高聚类为主,其次是高低聚类。发明申请和实用新型水平的省域分布呈绝对β收敛,且在技术相似和产业相似两种关联矩阵下的收敛速度快于反距离和邻接关系两种地理矩阵,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类专利水平均呈绝对β收敛,个人则仅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水平收敛;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和各主体的三类专利水平仍呈现条件β收敛,其中技术市场发育对各专利水平增速均有促进效果。(3)中国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符合技术生命周期演化特点,在1996年进入技术发展期之后质量水平被稀释下降,质量综合指数由期初的0.70降至期末的0.40,质量的子维度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发展期有所下降;空间分布上,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特点,三者分布在前期呈现一定的空间失衡,而技术通用性和综合质量水平始终较为均衡。专利规模扩张也带来泡沫专利规模的上升,累计泡沫23,135件,整体泡沫化程度为11.70%,泡沫规模在2008-2019年呈加速上升趋势,但泡沫化程度略有下降;泡沫专利空间格局与农业专利总量格局一致,即东多西少,省域分布由失衡转为均衡,但本土专利的泡沫化程度远高于境外来源专利。无论是Logit、Probit和异方差Probit模型,还是随机森林和BP神经网络算法,各方法对非泡沫专利的预测精度均趋于100.00%,但在泡沫专利的预测上,仅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样本内有99.24%的预测精度,其余方法均有明显第一类错误。(4)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及其构成受本地和相关地区农业研发要素投入、研发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投入在关联矩阵下对专利技术创新性和法律经济的间接效应为负,经费投入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直接效应为正,对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均为负;科研机构发育对技术创新性具有正向间接效应,企业发育在地理矩阵下对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为正,在关联矩阵下对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基础研究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负,技术市场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正,科技转化服务对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对临近地区技术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正,信息化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对经济价值为正。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专利的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具有累积性,受经济价值影响,综合质量在地理矩阵下具有累积效应,在关联矩阵下具有收敛性;动态模型中上述长期边际效应依旧成立,并进一步证实长期与短期效应的作用方向多相反。(5)以种植业为例,各空间模型中农业有效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大于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农业专利同时存在地理临近和技术供需联系两种扩散渠道;反距离矩阵、邻接关系矩阵、技术相似矩阵和产业相似矩阵四种空间权重下,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贡献分别为12.30%、12.72%、13.41%和13.16%,贡献率仅次于化肥(50.00%左右)和劳动(20.00%左右)投入,与机械投入(10.00%左右)相近;专利对农业经济的总贡献效应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四种矩阵下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1.97%、16.07%、18.29%和14.36%,而间接效应分别为0.33%、-3.35%、-4.88%和-1.21%,这种差异化的间接效应表明专利的空间溢出包含由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辐射增益效应和农业物候相似凸显的专利权负向排他效应两部分。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1)拓展并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在探讨农业科技研发绩效和经济贡献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反距离矩阵和邻接关系矩阵刻画的常见地理溢出效应,还基于夹角余弦定理拓展并检验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相似地区间的技术供需关联溢出效应。(2)基于专利视角测度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相比以往研究采用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变量,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直接成果,避免了兼顾基础研究的政府经费投入会夸大实际技术研发支出,并能全面涵盖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各类技术研发主体。(3)探索了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综合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系统量化了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现状格局,并讨论了研发要素投入、科研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对综合质量及其子维度构成的影响。
武智[5](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王永仓[6](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张晨瑶[7](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杜文彬[8](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提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杨阳[9](2020)在《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公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一直是个国际性问题,在高等教育3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女子高等教育不过区区的100多年而已。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儒教圈国家,其女子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论文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图表法、案例法和因素分析法,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等资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发起挑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平等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基于什么样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如何落实性别平等的?第三,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四,影响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论文以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横轴,以作者所支持的历史分期为纵轴建立分析框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及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战后70余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论文重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清晰地从教育对社会整体及女性学生个体两方面明确各阶段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结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反观社会现实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功能的制约,分析了日本社会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和现实中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分裂、矛盾和冲突以及逐步解决这种表里不一问题的策略,对于儒教圈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综合探究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内,长期存在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促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一方面也加固了既有的性别价值秩序。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史,可以发现,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学历女性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处境。但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分为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及视角、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五部分,在细致梳理问题意识、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构想、分期结构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第二章,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分为女性主义理论、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三节,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论流派、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表明女性主义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针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式的论述分析。其中,第三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集中分析论述战后初期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四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集中分析论述196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五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集中分析论述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为方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对比,依照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时代背景和对女性的价值期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及变化、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性别平等观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内在机制。第六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根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得出的关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结论,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任嘉敏[10](2020)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地理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延续,相关研究也从理论以及方法论层面为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绿色发展的根本指向即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共生发展。适时、客观的针对典型区域开展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知典型区域绿色发展核心特征、时空演变规律,也能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矛盾,寻求绿色发展语境下的优化提升路径提供参考,理论及现实意义较强。老工业基地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地域类型,发展与演化规律独特。现阶段,老工业基地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其复杂性、艰巨性也远超其它地区,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最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拥有一批重要的基础性及战略性产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三省走上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畸形化严重,为后来区域人地关系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长期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亟需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绿色发展思想则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抓住现有发展机遇,缓解人地矛盾,提升区域绿色竞争力,实现经济振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研究区,基于绿色发展及相关理论,遵循地理学“过程—格局—机制”经典分析方法,从理论以及实证两个层面展开相关研究。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历程深入分析基础上,综合利用综合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从绿色发展水平及绿色发展效率两个角度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揭示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最后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优化提升的对策及建议。全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绿色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该部分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展开,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论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的及意义。论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以及CNKI数据库从地理学视角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也阅读了相关书籍和刊物等。研究进展主要包括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绿色发展测度方法、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及绿色发展制度6个方面。论文在对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效率等相关概念辨析基础上,结合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代谢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提出了包含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与物质代谢、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优化提升等内容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三章。一是,论文对建国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理念演进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各阶段区域发展特点进行概括。二是,分析不同阶段区域发展理念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情况。三是,借助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对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物质代谢进行定量测度分析。为后续开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演化机制及优化提升对策提供依据。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从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效率的不同视角出发,刻画振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一方面在老工业基地核心特征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得分。另一方面,在绿色发展效率内涵基础上,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静态及动态效率。第五章则在前一章绿色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的基础上,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第四部分为论文的对策建议及结论,即本文的第六章、第七章。在前文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神经网络分析法及R/S分析法对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及差异演变做出预测,并提出优化提升的对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通过老工业基地传统发展模式与绿色发展模式的对比,不难发现,老工业基地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标方面均将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资源高效、产业绿色、高质增长、治理有效、绿色宜居构成了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在自然资本日益稀缺背景下,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与物质代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区域内部物质代谢情况可以作为判断现阶段老工业基地人地关系的重要表征。此外,从水平及效率视角构建绿色发展判别模型能够较好的涵盖绿色发展系统属性以及系统运行两个方面,评价结果更为客观。根据各类影响因子作用方式及程度的不同,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机制可以概括为内生动力、外部推动以及引导调控三方面。三方面影响因子通过要素间不同比例组合也形成了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不同路径。2、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理念的形成与演变是建立在对特定时间背景下区域发展方式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基础上。建国后,区域发展理念依次经历了经济建设为主及环保意识薄弱、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兴起、生态省建设及循环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发展四个阶段,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到深、层层深入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也一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的主旋律,逐渐摆脱了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物质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对物质依赖程度较高,生物质和化石燃料是直接物质投入(DMI)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产过程排放(DPO)主要由固体废弃物组成。DMI正处于环境影响总量下降阶段,但具有较为明显的波动性,而DPO处于由排放强度高峰向人均排放强度高峰过渡阶段。经济规模效应推动了 DMI、DPO增长,人口效应对二者增长先正向拉动后负向拉动,技术进步效应的提升抑制了两者增长,而清洁生产效应并未很好抑制DPO增长。3、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2006—2017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得分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产业转型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支撑。空间上,绿色发展水平及各准则层空间分异特征显着,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空间格局愈发明显。马尔可夫链法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地市实现绿色发展等级的跨越式发展存在较大难度。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缩小态势,省域内差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内差异是造成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分别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以及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从静态及动态两个维度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绿色发展静态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7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低,且最优地市数量有所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高效率类型地市数量有所下降,空间上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高绿色发展效率聚集区愈发明显。绿色发展动态效率结果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自2014年后保持正向增长,技术进步及资源配置能力提高是TFPC的主要推动力,大部分地市TFPC均表现出正向增长的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TFPC分布与静态效率分布有所不同,空间上位于辽宁省的各地市TFPC增长速度较快。综合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时空格局具有如下特点:四大城市处于绿色发展核心地位,空间上“集群”状分布较为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较为滞后。4、采用障碍度模型及Tobit回归模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影响因子进行识别。障碍度分析表明,环境保护支出占GDP 比重、人均GDP、科学技术支出占GDP 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Tobit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显着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以及命令型环境规制显着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增长。在此基础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梳理。内生动力因素包括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路径依赖效应;外部推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三方面;引导调控机制则分为宏观政策促进以及环境规制两方面。5、神经网络预测结果显示,2018—2023年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将呈波动上升态势。可以预见,“十四五”末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将较“十三五”时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R/S分析表明,2018年后的未来12年内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演变趋势将与现在具有同样的演变趋势,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将会逐渐缩小。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最后从产业绿色转型与优化布局、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提升资源环境的持续支撑能力、制度优化与政策设计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二、新世纪我国制造业确立四大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我国制造业确立四大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开放的内涵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3.1.1 国际背景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3.1.2 国内背景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4.1.2.1 主动开放 |
4.1.2.2 全面开放 |
4.1.2.3 共赢开放 |
4.1.2.4 双向开放 |
4.1.2.5 公平开放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5.1 思想维度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5.2 实践维度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6.1 理论创新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6.2 实践意义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6.3 世界影响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一) 论文创新点 |
(二) 论文难点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统一战线 |
二、民营经济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二、“看一看”方针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二、“两个始终”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专利研发 |
1.3.2 专利评价 |
1.3.3 专利转化 |
1.3.4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2.1.2 TRIZ创新方法理论 |
2.1.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2 概念界定 |
2.2.1 农业专利 |
2.2.2 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
2.2.3 农业专利质量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2.3.1 农业专利的数量增长与趋同 |
2.3.2 农业专利的质量评价与甄别 |
2.3.3 农业专利的有效应用与转化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格局与技术生命周期 |
3.1 数据来源与研发方法 |
3.1.1 数据来源 |
3.1.2 研究方法 |
3.2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分布 |
3.2.1 中国农业专利的全球地位 |
3.2.2 中国农业专利的IPC分布 |
3.2.3 中国农业专利的行业分布 |
3.2.4 中国农业专利的主体分布 |
3.3 中国农业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
3.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整体发展阶段 |
3.3.2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的生命周期比较 |
3.3.3 三大主体的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比较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与收敛性 |
4.1 研究设计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数据来源 |
4.2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 |
4.2.1 中国农业专利的省域分布 |
4.2.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均衡性 |
4.2.3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
4.3 中国农业专利的收敛性 |
4.3.1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绝对β收敛 |
4.3.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条件β收敛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质量分布与泡沫甄别——以授权发明为例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1.1 研究方法 |
5.1.2 数据来源 |
5.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分布 |
5.2.1 基于综合评价指数的专利质量比较 |
5.2.2 基于专利宽度的技术通用性分析 |
5.2.3 基于专利被引的技术创新性分析 |
5.2.4 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价值分析 |
5.2.5 基于专利存续期的经济价值分析 |
5.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5.3.1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规模 |
5.3.2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5.3.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空间均衡性 |
5.4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识别 |
5.4.1 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泡沫专利识别 |
5.4.2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泡沫专利识别 |
5.4.3 两类泡沫专利识别方法结果比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6.1.1 研究方法 |
6.1.2 数据来源 |
6.1.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6.2.1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影响因素 |
6.2.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边际影响 |
6.3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6.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通用性路径 |
6.3.2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创新性路径 |
6.3.3 中国农业专利法律价值路径 |
6.3.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价值路径 |
6.4 考虑创新累积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6.4.1 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稳健性 |
6.4.2 技术通用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6.4.3 技术创新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6.4.4 法律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6.4.5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效果评价——以种植业为例 |
7.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7.1.1 空间计量模型 |
7.1.2 数据来源 |
7.2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贡献分析 |
7.2.1 模型适配度检验 |
7.2.2 地理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7.2.3 供需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7.3 中国农业专利的边际经济贡献 |
7.3.1 地理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7.3.2 供需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7.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
7.4.1 模型互为因果的内生性讨论 |
7.4.2 异方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
7.4.3 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
7.4.4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中国农业专利数量加速增长,省域间数量水平呈现β收敛 |
8.1.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阶段性下降,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8.1.3 中国农业专利具有显着经济贡献,贡献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 |
8.2 政策建议 |
8.2.1 优化农业技术研发资源配置,推动农业专利产出合理收敛 |
8.2.2 壮大市场化农业技术研发主体,加快农业技术诱致性创新 |
8.2.3 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农业高质量专利应用转化 |
8.3 讨论 |
8.3.1 研究不足 |
8.3.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战前日本教育系统的性别失衡 |
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男女平权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视角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视角 |
第四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一、研究现状 |
二、存在的问题 |
第五节 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 |
一、相关概念及用法的界定 |
二、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 |
一、女性主义的概念及发展 |
二、“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
三、“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 |
第二节 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 |
一、传统认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的特征 |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思辨 |
三、教育机会均等概念及原理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构建 |
第三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以法定女性人权为基础的性别平等观念 |
第一节 战后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一、GHQ占领政策:女性解放思想的兴起 |
二、日本战后复兴:传统女性观的延续 |
第二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二、“男女同校”与“男女分校”并行的发展方式 |
第三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一、高等教育面向女性招生及女子大学的设立 |
二、短期大学的设立及发展 |
三、女子大学的学部构成和课程设置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关于“女大学生”的论争 |
第四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二、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第五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结构维度: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平等 |
二、价值维度:传统社会女性观的干扰 |
三、话语维度:女性失语、女性保护主义 |
第四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两分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念 |
第一节 日本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 |
二、日本型福祉社会的形成:以“核家庭”为单位 |
三、日本型学历社会的形成:学历主义、名校主义 |
第二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化及发展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的原因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三、高等教育“女性专用轨道”的形成和固化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危机:关于“女大”存在意义的论争 |
五、“家政学”的变革和“女性学”的兴起 |
第三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第四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结构维度: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 |
二、价值维度:性别平等思维下的价值陷阱 |
三、话语维度:男性语境下的自我规范 |
第五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均质的性别平等观念 |
第一节 日本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瓦解和后工业社会的形成 |
二、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构筑:以“女性”为核心 |
三、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机构的“大淘汰”时代 |
第二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动向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特征 |
三、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第三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第四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结构维度:女性环境改善 |
二、价值维度:“二流劳动力”以及社会价值的“女性通道” |
三、话语维度:男性化的均质平等 |
第六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 |
第一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性成就和特征 |
一、确立期:以“制度”为中心 |
二、扩大期:“女性专用轨道” |
三、变革期:流动性增强 |
第二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底色:日本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变化 |
一、确立期:女性解放思想和保守女性观 |
二、扩大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 |
三、变革期:以男性为标准的均质性别平等观 |
第三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对性别平等的促进作用 |
一、确立期:促进女性解放的变革功能 |
二、扩大期:抑制性别平等的保守功能 |
三、变革期:促进女性多样化发展的变革功能 |
第四节 高学历女性的价值和功能: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机遇与困境 |
一、确立期:少数女性精英 |
二、扩大期:“家庭主妇”和“二流市民” |
三、变革期:劳动市场中的“二流劳动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日本战后女大学生人数变化曲线图 |
附录2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变化曲线图 |
附录3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变化概况(表) |
附录4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学生数变化概况(表) |
附录5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教员人数变化概况(表) |
附录6 战后日本18岁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概况 |
附录7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男女差值对比 |
附录8 战后日本大学院在籍者数男女对比 |
附录9 各学科学生入学状况(1980-2019) |
附录10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短期大学列表 |
附录11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大学列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
1.2.2 绿色发展测度方法 |
1.2.3 绿色发展时空演变 |
1.2.4 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 |
1.2.5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
1.2.6 绿色发展制度 |
1.2.7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方案和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案 |
1.3.3 创新点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2.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老工业基地 |
2.1.2 绿色发展 |
2.1.3 绿色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 |
2.1.4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
2.1.5 绿色发展与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物质代谢理论 |
2.2.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2.5 路径依赖理论 |
2.3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分析框架及理论辨析 |
2.3.1 总体分析框架 |
2.3.2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 |
2.3.3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与物质代谢 |
2.3.4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思路 |
2.3.5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机制分析逻辑思路 |
2.3.6 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优化提升 |
第3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历程 |
3.1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理念演化的历史脉络 |
3.1.1 经济建设为主及环保意识薄弱阶段(1949—1977年) |
3.1.2 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兴起阶段(1978—1999年) |
3.1.3 生态省建设及循环经济发展阶段(2000—2011年) |
3.1.4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3.2 不同阶段产业结构演变 |
3.2.1 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49—1977年) |
3.2.2 调整与改造阶段(1978—1999年) |
3.2.3 巩固升级阶段(2000—2011年) |
3.2.4 深度调整阶段(2012年—至今) |
3.3 东北老工业基地物质代谢变化分析 |
3.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3.3.2 东北老工业基地物质输入、输出变化分析 |
3.3.3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演变 |
3.3.4 DMI和DPO减量化因素分解研究 |
3.4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优势分析 |
3.4.1 面临的挑战 |
3.4.2 绿色发展的优势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与效率评价 |
4.1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测算模型 |
4.1.1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绿色发展水平测算模型 |
4.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模型 |
4.2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
4.2.1 指标体系构建与内涵释义 |
4.2.2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时序演化特征 |
4.2.3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演化特征 |
4.2.4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差异 |
4.3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4.3.1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4.3.2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静态效率对比分析 |
4.3.3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动态变化分析 |
4.4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时空特征总结 |
4.4.1 四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效率较高且占主导地位 |
4.4.2 绿色发展空间格局“集群”分布特征较为明显 |
4.4.3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滞后于其它地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机制分析 |
5.1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识别 |
5.1.1 影响因素分析 |
5.1.2 影响因子检测模型 |
5.1.3 影响因子判断 |
5.2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 |
5.2.1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内生动力机制 |
5.2.2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外部推动机制 |
5.2.3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引导调控机制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优化提升对策 |
6.1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预测 |
6.1.1 基于神经网络的绿色发展水平预测 |
6.1.2 基于R/S分析的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演变趋势分析 |
6.2 区域绿色转型与优化布局 |
6.2.1 传统工业绿色发展 |
6.2.2 绿色新兴产业布局 |
6.3 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
6.3.1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
6.3.2 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
6.3.3 建立绿色导向机制 |
6.4 提升资源环境的持续支撑能力 |
6.4.1 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 |
6.4.2 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 |
6.5 制度优化与政策设计 |
6.5.1 制定绿色发展路线图 |
6.5.2 差异化的绿色发展战略 |
6.5.3 创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 |
6.5.4 健全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新世纪我国制造业确立四大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4]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D]. 赖晓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5]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7]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8]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D]. 杨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D]. 任嘉敏.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