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明清时期晋商的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牟凯旋[1]（2021）在《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山西票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放款业务,是中国古代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被称为“执金融界之牛耳”。其“汇通天下”,在全国各地广设分庄,最晚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在济南设庄经营,至票号倒闭歇业,来济设庄票号不少于19家。该文以蔚泰厚票号为例,利用民间文献和文史资料等,探讨其设庄于济南的原因、概况和经营情况,并进一步分析蔚泰厚济南分号赖以生存的经营之地——济南金融市场的情况,以及票号对济南金融市场的作用。蔚泰厚属山西票号平遥帮,于道光初年改营票号业,到1921年正式歇业,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分号众多,就目前所见信稿等原始资料记载就有26处之多。蔚泰厚济南分号设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业务涉及汇兑、存款和放款等,与北京、上海、天津和沈阳四分号联系更为紧密,主要体现于通信数量、业务量和业务金额三方面。蔚泰厚济南分号的汇兑业务以信汇为主,汇兑方式的选择与客户群体、汇兑金额间并未发现直接联系,与前辈学者研究有出入。蔚泰厚设庄于济南,既是其经营整体布局的结果,也与济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关,蔚泰厚济南分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据票号信稿分析,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季节性特点,主要体现在编号书信寄送、利息行市变化、业务量和业务金额等方面。同时票号又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蔚泰厚票号承办汇兑,调剂各地金融,是济南与全国各地进行商业经济交流必不可少的媒介;此外,其经营存放款业务,亦为济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货币资金支持。蔚泰厚历经票号业盛衰全程,是票号业的典型代表之一,利用信稿等新材料对其济南分号进行研究,有利于为票号研究提供个案和细节补充,与前辈学者研究相互印证的同时,引起学界对有争议问题的继续关注,重视民间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此外,对信稿中记录的济南利息行市、钱数以及银钱流动等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研究济南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该文从票号研究入手,进一步关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以期在丰富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今日济南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宋彩虹[2]（2021）在《明清山西关庙现象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关庙现象存在于关庙、村庄、区域、国家乃至中华文化圈的不同层级尺度上。关庙作为区域社会的神灵奉祀场所,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既包括信仰本身的内容,也包括与区域社会的互动过程。山西地方官建关庙受到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受影响程度不同。时间越早,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越大。明代是山西地区官庙发展最快的时期。直至清代前中期,才基本形成了州县皆有官方祭祀关羽场所的格局。在明万历之前,山西关庙处于一个初步发展期,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前中期,关庙的创建呈现出了逐步增长的特点,但是增速缓慢。自万历年间,关庙的创建数量开始大量增加,且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晚明是山西地区关庙创修的第一个高峰期。清代前中期,关庙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趋势,后期创修数量均有所减少。由此可见,清朝前中期山西已经基本形成了“村村都有关帝庙”格局。晋东南地区是山西关羽信仰整体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石州、泽州、孝义县、高平县、黎城县、沁水县、寿阳县、解州是目前所知关庙创修数量较高的州县。国家对关羽的重视程度、晋商对关羽信仰的传播推动与资金支持以及社会动荡是山西关庙时空分布特点形成的重要因素。关庙名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提前或延后特征。“关侯庙”、“壮缪侯庙”、“关公庙”、“关王庙”、“义勇武安王庙”、“关帝庙”、“关圣帝君庙”、“关圣大帝庙”等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封号对关庙庙称的影响。“关圣庙”、“关夫子庙”、“仁勇大帝庙”、“忠义庙”等则体现关羽的人格与神格特点。“关老爷”等俗称体现了不同地域民众对关羽信仰的理解。财神、二郎、文昌、龙王、圣母、观音、三官是山西地方社会与关羽联系较为紧密的一些神灵。山西地区常见的三类关庙创修组织为官府、村社与专门的关庙管理组织关帝会。官员、地方士绅、商人、女性、手工业者、僧人道士等多种信仰群体都存在参与关庙创修活动的情形。外省募化主要为北方区域,包括青海、甘肃、陕西、内外蒙古、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也存在江苏、湖南、福建等南方地域的募捐活动。庙宇创修经费支出主要可分为工匠费用与材料费用两大类。护佑安宁,赐福趋灾是民众对关羽最基本的信仰诉求。关庙碑刻中,常见与村社治理相关的乡约乡规事宜,主要可分为禁碑与诉讼碑两种类型。
王鑫[3]（2021）在《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张库大道是中国古代北方一条连接中原与草原的重要经济贸易路线,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明清时期较为完备。文章从中外文献入手,主要在空间上,对张库大道上的贸易商人进行地域性划分,对张库大道上的商人进行全面的梳理并与进出口交易物品相结合进行详细的说明,较为深入地探讨张库大道对于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为现今延续张库大道的发展做好理论铺垫。第一章主要探讨张库大道的基本情况。张库大道是一条由塞外边城张家口出发、途径库伦直抵俄罗斯恰克图的贯穿中原与草原的古老商道。张库大道的发展“最晚始于明末,盛于清中,衰于民初。”张库大道并不是一条因设市需要而建成的商路,而是一条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发展成的驿道、兵道、商路。了解张库大道的发展历程,能更好的对张库大道商人与贸易物品进行梳理,从而发现张库大道的来往商人、贸易物的兴盛至衰落与张库大道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第二章主要对张库大道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人,按照籍贯进行地域划分。商人群体是商业活动的主体,商贸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商人。商人的发展与商业、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人进行货物输送与买卖,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与交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张库大道的商人分为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在本国商人中,晋商在张库大道的商人群体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其次是北京商人与直隶商人,本地商人主要分析地方志中的商业,通过各个地方志所记载的商业发展窥探各县商人的活动,最后为蒙古地区商人。外国商人则主要为俄国商人。第三章主要研究张库大道的贸易物。张库大道存在的意义在于商品的流动,张库大道上商品的流动更是各地、各国商人之间流动最直观的体现。中国的茶叶、丝织品、棉织品及其他杂物随着驼铃的声响踏进蒙古、俄国及欧洲地区,而蒙、俄的皮毛大批量的进入中国内地,成为了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的推崇品。第四章主要对张库大道的影响进行归纳。通过对商人群体及贸易品的研究,可以得出张库大道对辐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赵常艳[4]（2020）在《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晋商经营文化是晋商人在长期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义利文化和丰富的商业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它完美的体现出山西商人的智慧,是晋商取得成功的关键。晋商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经营文化,为后世企业在经营管理、职业道德等方面树立了典范。今天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的挑战。而晋商的经营文化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发展等提供宝贵的经验,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宏伟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研究晋商经营文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以晋商经营文化的内容为依据,分别从经营价值观、经营精神和经营策略这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从研究背景、意义、现状及创新之处等方面提出命题。其次分别从政府、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应如何借鉴晋商经营文化的内容展开分析。以义制利、诚信为本,儒贾相通、重商立业,经商爱国、胸怀天下,唯贤是举、注重创新是晋商经营中所追求的价值观。晋商的经营价值观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现代企业文化的培养,企业的价值追求方面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晋商的经营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方面。通过古为今用,赋予了晋商精神新的时代意义。此外,晋商经营文化还启示当代企业家要传承经商爱国的高尚情操,培养企业家爱国济民的大情怀和奉献社会的大担当。晋商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重视商业信息,和气生财,紧抓机遇的经营策略,对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现代企业来讲,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借鉴晋商的经营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的调控的不同手段、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立足和培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都有重要的启示。继承和发扬晋商经营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晋丽[5]（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张之涵[6]（2020）在《湖北当阳地区关公信仰及其仪式的演变》文中认为本文以湖北当阳地区的关公信仰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书梳理的基础上,辅以田野调查,结合宗教学相关理论,探究关公信仰在当阳地区的建构与变迁。关公信仰作为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背靠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体系得以建构,在发展过程中与儒释道三家不断交互,从普通当阳民众所供奉的鬼神逐步扩大为国家范围内官方话语体系中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新时代又结合当今社会政治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当阳地区推动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关公信仰在不同时代产生的特殊意义与主导信仰活动的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针对受众产生的功能也随主话语主导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着。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以当阳地区为基本落脚点,分述了关公信仰在不同话语体系主导下的信仰建构、仪式活动和宗教功能三方面所产生的变化与发展。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追溯关公由人成神的历程,以关公从民间供奉到与权力的交互成为王权口中的关圣帝君这一建构过程为主线,兼以论述关公信仰与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对关公信仰建构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二章以仪式分析关公信仰的建构,分别阐述了民间话语作为主导的关公祭祀仪式和官方话语作为仪式主导,以及现代当阳关公秋祭大典的样态与表达。第三章落脚关公信仰的功能的变迁,以及作为功能建构的主要推动力量的信仰者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传统关公信仰的当代价值,包括对于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充当着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凝结核”,同时关公信仰对于当代旅游产业也有着重要价值。
张楠[7]（2020）在《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太行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金龙四大王庙,金龙四大王是运河与黄河地区保佑水运平安的神灵,通过关注为什么金龙四大王信仰会出现在不具有水运条件的南太行地区这一问题,进而考察南太行地区大王庙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主要通过大王庙中现存庙宇碑刻材料展开研究,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地理、田野调查、民间文献学等方法。南太行地区大王庙大多位于村落边缘的河流边。南太行地区有的大王庙中金龙四大王仍然维持谢绪的神灵形象,其功能仍然是保佑水运平安,这些多为商人祈求出外行商水运时的平安。另一些大王庙中大王已经被解释为龙王,其功能为防患水患,普通村民也多有信奉。大王庙最初由商人带回南太行地区,这些商人主要是在运河或黄河地区经商,涉及铁业、丝织业与布业、典当业、戏曲等行业。商人与大王庙有密切关系,商人因大王有灵验事件,为感谢神恩而兴修大王庙。大王庙兴修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大王会来进行,这和其他庙宇由村社来组织不同。商人为大王庙的兴修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外地为大王庙募化捐资。南太行地区金龙四大王庙是由在外经商的商人带回家乡,这是商人推动信仰传播的典型案例。
焦丽琴[8]（2020）在《太谷县古戏台调查与研究》文中指出古戏台是戏曲演出的载体,承载着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和观演关系。它的形成与演变与当地的宗教文化和民俗风情息息相关,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宝贵的“固态的戏剧文化”。太谷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地处晋中盆地。明代,太谷有“商贾勤于贸易”的记载。清代,太谷有“小北京”“旱码头”“金太谷”的美誉,此时,太谷的商业已处于鼎盛时期,成为全国的金融、商业中心。优良的社会环境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当地的戏曲活动极其活跃。根据调查,太谷县不仅留存着数量较多的演剧场所,而且,许多商人兴建戏迷票社,创办戏班,培养戏曲名角,推动当地戏曲活动的繁荣发展。本文所搜集的42座古戏台多为清代遗构。繁荣的商业活动,特殊的环境,不仅使其存在数量较多的演剧场所,也使其戏台类型呈现出多样性,有神庙戏台、寺庙戏台、庭院与祠堂戏台。在建筑形制方面有其一致性、风格统一的特点,戏台多为硬山顶、卷棚顶,灰脊筒瓦或灰脊板瓦覆布。一般为三面观,面阔三间且明间大于次间。檐柱多为圆木柱,少数为方形沙石柱,柱础多为鼓镜础与素平础。戏台由隔扇将其分为前后台,为了增强戏台内部光线,多在后台设置两个窗户,及在前台两侧设置八字墙,起到拢音作用。然而,随着戏曲文化的衰落、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原因,古戏台的现存状况不容乐观,对其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十分必要。本文将根据太谷县行政区域划分,对明星镇、范村镇、胡村镇、阳邑乡、北洸乡、侯城乡、小白乡、水秀乡、任村乡、白塔区、北城区、南城区六乡三镇三个城区的42座古戏台进行田野调查,采用文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戏台形制、碑刻史料、舞台题记等进行分析,对神灵信仰和赛社祭祀等活动作相应研究,系统地记录并整理太谷县现存古戏台。同时,将当地的演出活动、戏曲剧种放置在晋商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以揭示出太谷县古戏台的真实状态及大致风貌,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及风俗民情,以期为太谷县古戏台的保护与演剧活动的繁荣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并为山西古戏台研究填补空缺。
李霞[9]（2020）在《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明清晋南和晋中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人行为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本文拟以明清晋南地区和晋中地区为例,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要素禀赋、商人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晋南地区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河东池盐）及自身的农业发展优势而借助政策契机发展起来的,要素禀赋带动了商人的行为,商人行为和要素禀赋促进了商人的分工和专业化,减少了交易成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带动了晋南地区的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资本集聚及城市集聚,从而促进了晋南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晋中地区并没有明显依靠要素禀赋而形成的产业,而是依赖于政府政策首先进行商人行为,进而带动资本要素的形成和集聚,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当政策导向产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通常意义上的行商及侨寓性质的客商势必要走向一定程度的没落。先前的商机与历史机遇,恰恰会成为历史包袱,这是商帮群体趋向没落的根本原因,进而使得这一区域失去发展的后备力量,并带累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故此后期晋南商人被晋中商人的光芒所掩盖。本文以区域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对明清晋南和晋中区域要素禀赋、商人行为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深入探索明清晋南和晋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律,丰富了晋商研究和我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和内容。
单江雪[10]（2020）在《民国时期新疆的陕商研究》文中提出陕商自清朝中期进入天山东路经商发展,在清朝乾嘉时期达到了巅峰。在民国时期,陕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民国时期的新疆相对安定适合商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提升之后,需要内地较为先进的商品输入。“西北大开发”和“抗战大后方”政策激励新疆社会建设和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联动,但陕商在近代化程度较弱新疆地区还面临着军阀贪腐和战争的威胁,以及俄国乃至后面的苏联的商业竞争和商品冲击,对内也有自内地的其他商人间的竞争,导致陕商的经营资本和规模都在萎缩。虽然有富有创新精神的陕商新星,在传统的“合伙制”经营模式中探索近代公司体制管理,但大部分保留传统陕商的经营作风,总体呈现保守求存的特征。从“行商”到“坐贾”,陕商在餐饮、国药、服务业都有优异表现,陕商经营行业的下沉为他们赢得生存空间,到解放后参与到公私合营中。陕商在新疆的社会活动分两个层面,围绕着会馆的群体活动和围绕着自身阶层的社会活动,以陕商为切片,从整体角度出发,内地商人群体的聚集和商业活动促进了新疆城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为新疆社会最早的市民阶层。在内地商人群体中,陕商对丰富发展新疆社会文化习俗具有独特贡献,高抬和秦腔在新疆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陕商推动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商业活动和商业改革中,推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开发,共同推动了“西北大开发”;形成具有相似性的西北地区文化和民风;促进了中华文明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壮大。商业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动力之一,也是国家竞争力之一,推进西北地区商业繁荣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论明清时期晋商的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明清时期晋商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主体史料概况 |
| 第一节 原始文献归户考证 |
| 第二节 票号书信的书写与寄送 |
| 第二章 蔚泰厚票号及济南分号经营概况 |
| 第一节 蔚泰厚票号概况 |
| 第二节 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简介 |
| 第三节 济南分号在蔚泰厚中的地位 |
| 第三章 蔚泰厚济南分号的经营活动 |
| 第一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业务类型 |
| 第二节 蔚泰厚票号汇兑利润来源 |
| 第三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经营理念 |
| 第四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社会关系 |
| 第四章 山西票号对济南金融市场的影响 |
| 第一节 清朝山东济南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晚清济南金融市场利率及银钱问题 |
| 第三节 山西票号撤离济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明清山西关庙现象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民间信仰研究综述 |
| (二)关羽信仰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目标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目标 |
| 第一章 明清山西概况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明清政区沿革与人口概况 |
| 一、明清政区沿革 |
| 二、明清人口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关庙时空分布特点 |
| 第一节 官建关庙 |
| 第二节 关庙历史发展轨迹 |
| 第三节 关庙空间分布 |
| 第四节 关庙时空分布特点形成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庙庙宇文化 |
| 第一节 关庙庙宇名称 |
| 第二节 关庙神灵体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关庙与区域社会 |
| 第一节 关庙创修 |
| 一、创修组织 |
| 二、经费来源 |
| 三、经费支出 |
| 四、佛道相关 |
| 第二节 庙宇功能 |
| 一、信仰功能 |
| 二、社会功能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之缘起 |
| (二)明清之定位 |
| (三)研究之现实意义 |
| 二、相关史料与研究现状 |
| (一)张库大道基本史料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张库大道兴衰 |
| 第一节 张库大道的路线 |
| 第二节 张库大道的兴衰 |
| 第二章 张库大道中贸易商人的地域分布 |
| 第一节 本国商人的涌入 |
| 第二节 外国商人的涌入 |
| 第三章 张库大道中的贸易货物 |
| 第一节 本国商人主要交易品 |
| 第二节 外国商人主要交易品 |
| 第四章 张库大道的商贸影响 |
| 一、张库大道吸引了各地商人的涌入 |
| 二、张库大道带动了相关城市的发展 |
| 三、张库大道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 |
| 四、张库大道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 |
| 五、张库大道促进了中国交通业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俄恰克图条约 |
| 后记 |
（4）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晋商经营文化的概述 |
| 2.1 晋商的经营价值观 |
| 2.1.1 以义制利,诚信为本 |
| 2.1.2 儒贾相通,重商立业 |
| 2.1.3 爱国济民,注重创新 |
| 2.1.4 唯贤是举,胸怀天下 |
| 2.2 晋商的经营精神 |
| 2.2.1 勤俭谨慎的敬业精神 |
| 2.2.2 敢冒风险的进取精神 |
| 2.2.3 同舟共济的群体精神 |
| 2.3 晋商的经营策略 |
| 2.3.1 审时度势,灵活机动 |
| 2.3.2 薄利多销,重视商业信息 |
| 2.3.3 紧抓机遇,和气生财 |
| 第3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1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向企业实施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1.1 加强市场经济中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同发展 |
| 3.1.2 处理好企业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和谐相处 |
| 3.1.3 提供政策支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
| 3.2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向对企业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2.1 加强企业家征信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家行为 |
| 3.2.2 加强积极的价值引导,提高企业家道德素质 |
| 3.2.3 完善人才政策,提高企业家的知识能力素质 |
| 第4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
| 4.1 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
| 4.1.1 树立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 |
| 4.1.2 树立信誉为本的经营意识 |
| 4.2 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是企业发展的保证 |
| 4.2.1 树立创新观念 |
| 4.2.2 树立任人为贤观 |
| 4.3 树立正确的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
| 4.3.1 审时度势,抓住市场机会 |
| 4.3.2 重视收集了解市场信息 |
| 4.3.3 树立远大的商业追求 |
| 4.3.4 竞争中讲求和谐是企业发展的保证 |
| 第5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的启示 |
| 5.1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培养的启示 |
| 5.1.1 积极作为,培养新时代进取精神 |
| 5.1.2 团结互助,培养新时代群体精神 |
| 5.1.3 传承美德,培养新时代敬业精神 |
| 5.2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价值观塑造的启示 |
| 5.2.1 树立胸怀天下的大格局 |
| 5.2.2 树立爱国爱民的大情怀 |
| 5.2.3 树立奉献社会的大担当 |
| 第6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湖北当阳地区关公信仰及其仪式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及选题背景 |
| 二、学术动态及学术空间 |
| (一)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的研究 |
| (二)作为传说对象的关公的研究 |
| (三)作为信仰对象的关公的研究 |
| (四)关于湖北地区关公信仰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公信仰的生成与流变 |
| 一、关公其人 |
| 二、关公信仰在当阳民间的形成 |
| (一)关公与当阳 |
| (二)当阳初显圣 |
| (三)关公与佛教的交互 |
| 三、信仰与权力的结合 |
| (一)初受官方支持 |
| (二)道教与关公信仰的交互 |
| (三)民间的文化助力和关公的儒化 |
| 四、信仰的巅峰与没落 |
| (一)明清的信仰巅峰 |
| (二)关公信仰的民间运用 |
| (三)关公信仰的没落 |
| 第二章 关公祭祀的表达与重构 |
| 一、权力统治下的关公祭祀 |
| (一)关庙的历史记忆 |
| (二)官方历史的关公祭祀 |
| 二、集体记忆中的关公祭祀 |
| 三、现代关公祭祀的重构 |
| (一)关陵祭祀的复兴 |
| (二)现代关陵庙会暨关陵秋祭大典 |
| 第三章 关公信仰的继承与演变 |
| 一、关公信仰功能变迁 |
| 二、关公信仰对当阳人的生活渗透 |
| (一)普通信众 |
| (二)地方政府与文化精英 |
| (三)关氏后裔 |
| 三、当传统信仰遭遇“新时代”:关公信仰的当代价值 |
| (一)关公信仰: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 |
| (二)作为符号象征的关公旅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论文 |
| 三、硕博论文 |
| 四、方志类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7）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金龙四大王信仰与南太行地区的商人概况 |
| 第一节 金龙四大王信仰及其传播 |
| 一、成神过程 |
| 二、敕封过程 |
| 三、信仰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太行地区商人 |
| 第三节 南太行地区的大王庙 |
| 第二章 南太行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
| 第一节 从庙宇坐落看金龙四大王信仰 |
| 一、良户村大王庙个案分析 |
| 二、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金龙四大王的形象的维持 |
| 一、金龙四大王水运神形象的维持 |
| 二、金龙四大王的配祀神灵 |
| 第三节 金龙四大王形象变迁与地方化 |
| 一、大王从谢绪到龙神的转变 |
| 二、大王阁体现的大王神灵形象 |
| 第三章 兴建金龙四大王庙的商人 |
| 第一节 商人的行商区域 |
| 一、周村镇大王庙 |
| 二、古寨大王阁 |
| 三、石桥口大王阁 |
| 四、西郜大王阁 |
| 五、圪旦大王阁 |
| 六、大阳镇东西大王庙 |
| 七、兴建大王庙商人行商区域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商人在行商区域的商业情况 |
| 一、各行商区域经商商业情况 |
| 二、商人经营的行业情况 |
| 第四章 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 |
| 第一节 商人修庙的原因 |
| 第二节 庙宇兴修的组织方式 |
| 第三节 商人募化捐资 |
| 一、商人募化 |
| 二、良户商人王天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太谷县古戏台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太谷县历史地理与人文宗教 |
| 第一节 太谷县历史地理 |
| 第二节 太谷县人文宗教 |
| 第二章 侯城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马定夫村胡爷庙戏台 |
| 第二节 东庄村三官庙戏台 |
| 第三节 新五科村三官庙戏台 |
| 第四节 研泥村老爷庙戏台 |
| 第五节 沟子村三官庙戏台 |
| 第六节 大峪坪村龙王庙戏台 |
| 第七节 里修村关帝庙戏台 |
| 第八节 胡家庄关帝庙戏台 |
| 第九节 胡家坪村石庙戏台 |
| 第三章 北洸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后产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二节 中咸阳村圣果寺戏台 |
| 第三节 南咸阳村三官庙戏台 |
| 第四节 西山底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五节 曹家大院戏台 |
| 第四章 阳邑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石家庄村三官庙戏台 |
| 第二节 阳邑村净信寺戏台 |
| 第三节 北杏林村关帝庙戏台 |
| 第四节 新村妙觉寺戏台 |
| 第五章 小白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西炉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二节 白燕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三节 东里村李靖庙戏台 |
| 第六章 白塔区与明星镇古戏台 |
| 第一节 无边寺戏台 |
| 第二节 孔家大院戏台 |
| 第三节 朱家堡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七章 水秀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东怀远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二节 白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三节 大王堡村文昌祠戏台 |
| 第四节 武家堡村关帝庙戏台 |
| 第八章 范村镇古戏台 |
| 第一节 西仉村三官庙戏台 |
| 第二节 上安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三节 石亩村三官庙戏台 |
| 第四节 后庄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五节 沿寨村龙王庙戏台 |
| 第六节 下寨村三官庙戏台 |
| 第七节 王公村真武庙过街戏台 |
| 第八节 田受沟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九节 南窑村三官庙戏台 |
| 第十节 北田受村奶奶庙戏台 |
| 第十一节 圆智寺戏台 |
| 第九章 胡村镇与任村乡古戏台 |
| 第一节 西吾村关帝庙过街戏台 |
| 第二节 王思村关帝庙戏台 |
| 第三节 任村贾家祠堂“至诚宫”剧场 |
| 第十章 太谷县古戏台的建筑形制与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太谷县古戏台的建筑形制 |
| 第二节 太谷县戏曲演出活动 |
| 第三节 太谷商人与祁太秧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明清晋南和晋中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山西区域经济研究 |
| 1.3.2 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研究 |
| 1.3.3 晋南地区 |
| 1.3.4 晋中地区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和不足 |
| 1.6 思路与框架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要素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 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3 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明清晋南区域经济发展 |
| 3.1 明清时期的晋南地区概况 |
| 3.2 晋南地区要素条件 |
| 3.2.1 自然条件 |
| 3.2.2 人口 |
| 3.2.3 物产 |
| 3.3 要素禀赋与商人行为互动研究 |
| 3.3.1 要素禀赋为商人行为提供了基础 |
| 3.3.2 政府政策的转变为商人行为提供了条件 |
| 3.4 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晋南区域经济发展 |
| 3.4.1 人口集聚 |
| 3.4.2 产业集聚 |
| 3.4.3 资本集聚 |
| 3.4.4 城市集聚 |
| 3.4.5 其他产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商人行为、要素禀赋与明清晋中区域经济发展 |
| 4.1 明清时期晋中地区概况 |
| 4.2 晋中地区要素条件 |
| 4.2.1 自然条件 |
| 4.2.2 人口 |
| 4.2.3 物产 |
| 4.3 商人行为与要素禀赋互动研究 |
| 4.3.1 政府政策为晋中商人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
| 4.3.2 商人行为促进了资本要素的形成 |
| 4.4 商人行为、要素禀赋与晋中区域经济发展 |
| 4.4.1 人口集聚 |
| 4.4.2 产业集聚 |
| 4.4.3 资本集聚 |
| 4.4.4 城市集聚 |
| 4.4.5 其他产业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10）民国时期新疆的陕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选题目的、意义 |
| 2 相关的研究综述 |
| 3 使用的基本理论 |
| 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有何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陕商在新疆活动的历史背景 |
| 1.1 陕商进疆的历史情缘 |
| 1.2 民国时期国内局势、陕西局势和新疆局势 |
| 1.3 国民政府的“西北大开发”和“抗战大后方”政策 |
| 2、民国时期陕商在新疆经营的环境 |
| 2.1 新疆统治者更替和政府的商业政策 |
| 2.2 新疆地区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
| 2.3 陕商与驻疆的其他内地商帮的竞争与合作 |
| 2.4 陕商及商人群体与苏俄、英国的商业竞争 |
| 3、民国时期陕商在新疆的商业活动 |
| 3.1 陕商的商业组织及经营模式 |
| 3.2 陕商的经营资本及利润分配 |
| 3.3 陕商经营的行业及其经营规模 |
| 3.4 陕商的商业理念和商业精神 |
| 4、民国时期陕商在新疆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 |
| 4.1 民国时期陕商的社会活动 |
| 4.2 民国时期陕商的文化活动 |
| 5、陕商乃至整个内地商人群体在新疆的社会影响 |
| 5.1 陕商及内地商人群体促进了新疆城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
| 5.2.陕商及内地商人群体促进新疆社会经济发展 |
| 5.3 陕商及内地商人群体共同推动了“西北大开发” |
| 5.4 陕商及内地商人促进西北地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论明清时期晋商的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D]. 牟凯旋. 河北大学, 2021(02)
- [2]明清山西关庙现象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D]. 宋彩虹.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D]. 王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D]. 赵常艳. 沈阳工业大学, 2020(01)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6]湖北当阳地区关公信仰及其仪式的演变[D]. 张之涵.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6)
- [7]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D]. 张楠. 河北大学, 2020(08)
- [8]太谷县古戏台调查与研究[D]. 焦丽琴.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要素禀赋、商人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明清晋南和晋中地区为例[D]. 李霞.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10]民国时期新疆的陕商研究[D]. 单江雪. 新疆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