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信息视角下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

一、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论文文献综述）

石贤平^[1]（2021）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司法部虽然制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但评估标准未能涵盖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死刑复核等全部环节,且相应的评估配套机制和法律保障措施尚未建立,因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尚未构建完成。探讨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来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不但能够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也能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正当性的主要体现是评估指标体系既是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评估的拓展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评估指标体系还能够促使政府履行好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增加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合法性以及增强政府对决策的调控能力。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包括宪法、国际公约、政策法律等法源依据,尤其是《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实施,同时还具有评估试点工作的实践基础,在国家评估标准、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保障、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构建条件。考察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现状后发现,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几个阶段,2019年司法部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及其评估说明是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中国有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国家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离评估指标体系尚有距离,但至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标准的出台也使得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增加为两种:一种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裁判评估的的运行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指标体系构建理论既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区别。此外,从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的运行现状看,其自行制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在评估试点运行中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理念障碍是首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念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对评估指标体系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重要性引起足够重视,导致评估标准制定时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指标设置不仅合理,指标体系运用上也较为随意,对评估结果基本不用等。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独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遴选机制、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法、尚未建立评估异议审查制度和评估结果运用制度,评估经费未纳入专门经费序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等。通过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外评估指标既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等。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等。因此,中国在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要注意借鉴吸收域外经验,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和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和技术构造性原则,满足全部评估指标构建要素的前提下,解决由谁来评估、什么时候评估、评估哪些阶段、在哪里评估等评估适用问题,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保证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需要确保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这需要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理念转型的前提下,首先对指标体系提供运行机制保障,多措并举地推进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运行配套制度。此外,要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要在中国法律援助立法中正确定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将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作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好峰^[2]（2021）在《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原本是作用于不同场合下的事实材料。由于我国违法与犯罪二元分流处罚机制的存在,尤其是刑事法律中“空白罪状”的设置将行政执法与刑事犯罪联系了起来,这就致使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往往需要行政执法机关予以配合。某一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执法机关也需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执法与司法的这种惯常运作模式以及案件处理的现实需要决定了行政执法证据有流入刑事程序之必要。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具有理论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可以从实体法视角、程序法视角以及证据学视角进行分析与阐释。行政执法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后,有条件地使用行政执法证据对于刑事案件及时且公正地处理也是大有裨益的。在行政执法证据准入范围问题上,遵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文本逻辑,结合与之相关的文本规范将行政执法证据以四类实物证据、“等”证据材料为子集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学界的分歧、规则的矛盾以及实践的不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需满足“程序性”要件与“证据法”要件。文章认为,行政执法证据只要具备刑事证据之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便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最终是否将某类证据采信为定案之依据应当交由刑事法庭进行取舍。目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在文本规范层面,行政证据准入的范围不明确,行、刑证据排除的标准不一致以及执法取证流程监督机制不完善。而在司法运作方面,执法与侦查的“亲和”尤其是侦查程序前置就会对违法者的权益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卷宗笔录式审理模式也使证据审查与排除的效果欠佳。为使行政执法证据能够以最佳状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就必须寻求破解之道。为此,文章从文本与实践两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比如明确行政执法证据的准入范围、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机制、扩大录音录像措施的使用范围等。另外,文章还主张对相关配套制度加以完善,比如健全执法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强化证据咨询与指导制度等。

卢莹^[3]（2020）在《数字时代刑事取证规制研究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文中提出20世纪中叶计算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个人信息的记录方式,信息的存储、检索、比对、传输变得十分便利。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处理技术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先进技术的普及,虽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也潜藏着个人权益在数字时代的危机,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逐步高涨。当前我国私法及刑事实体法学界对此已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并形成丰富成果,而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该领域的探索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侦查机关借助先进信息科技,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干预已日渐明显,且公权力行为本身具有的扩张性,导致个人信息权益岌岌可危,进一步加剧了双方间的不平等。反观美欧国家及地区就刑事诉讼领域的信息保护均作出积极应对,纷纷将个人信息权益纳入宪法保护范畴,侦查机关取得个人信息时须遵循正当程序,以防公权力滥用。在此背景下,我国亦应正视此一问题,通过适当引入国际化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以个人信息权益为基础构建相应的取证规则,藉由程序性约束达到保障个人权益的实质目的。本文分为导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导言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正文分为五章,以数字时代刑事取证与个人信息保护之抵牾为切入点,对刑事取证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域外探索与本国现状做比较研究,最后立足于我国未来引入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刑事取证程序之建构;结语总结了本文已开展的研究、基本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正文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数字时代刑事取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抵牾”。本章就刑事取证运用信息科技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作剖析。首先,从先进侦查技术入手,就当前刑事取证中采用的代表性信息技术及功能作阐述,揭示个人信息在侦办刑案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从取证时间、取证模式、取证指向、协助取证四个方面展开,初步分析了信息科技所引发的刑事取证变革,包括信息收集模糊了犯罪侦查启动时间,海量信息加剧了刑事取证指向的不特定性,侦查机关原先的自行取证逐步转向与持有信息的第三方合力取证,以及第三方是否提供协助存在一定变数;最后,就这种刑事取证变革所带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挑战作思考,指出在信息收集、二次利用、公平处理、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风险,公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取得个人信息的行为本身就极具扩张性,从保障个人权利角度而言值得反思。第二章“美欧刑事取证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探索与比较”。本章就域外刑事取证中保护个人信息的具体做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比较。选取了分散式与综合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典型代表,详细介绍了美国与欧洲两地近年来如何应对刑事取证技术带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挑战。美国将个人信息置于隐私权项下,以合理隐私期待为标准判断执法部门取得信息行为的合宪性;欧盟则将个人信息保护权作为独立于隐私权的一项新兴基本权利,着重通过规范信息处理行为、赋予信息主体自主权、强调信息控制者义务、注重独立监管机构以构建体系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结合发展历程、理论基础、法律规范和典型判例,深入分析两地保护模式存在的差异与原因,总结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呈现的共性。比较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即是通过分析域外刑事取证中所作的有益尝试,归纳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要素及可供我国未来改革参考借鉴之处。第三章“我国刑事取证与个人信息保护现状”。本章就我国刑事取证中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立法与实践作观察。首先,将侦查机关取得个人信息的行为分为直接收集与间接获取,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梳理了既有规范与实践做法,并就个人信息的证据能力判断、在刑案中的具体运用作分析;其次,对照美欧两地兼顾追诉公益与信息保护私益方面的有益经验,重点检视当下我国刑事取证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做法,尽管既有立法中蕴含了个人信息保护因素,但指出当前规则对电子数据真实性的侧重,忽视数据所承载的信息对公民个人的重要性,且立法在取得个人信息行为的性质界定、第三人提供协助取证的义务方面并不明确,对信息主体知情权、权利救济渠道的遗漏,为刑事取证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善留有空间。第四章“刑事取证语境下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调适”。本章就我国刑事取证应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作分析与设想。首先,信息处理行为的普遍性促成新兴权利的诞生,个人信息权益具有区别于以往基本权的独立价值。从世界范围来看,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权利要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所肯认;其次,应意识到刑事取证所具有的特殊性,取证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且具有秘密不公开性,而一线侦查人员在取证时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应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些都决定了取证中不能简单机械地引入个人信息保护规范;最后,在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权益定位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就刑事取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冲突作调和,基于取证的特殊性对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作适当调整,并提出刑事取证中以个人信息分类为基础的层级保护设想。第五章“引入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取证程序规制”。本章就我国刑事取证中兼顾个人信息保护私益的程序建构提出了具体方案。本文主张于刑事取证中引入适当调整后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作为设定取证行为正当程序的基础。首先,比较考察域外平衡刑事取证与信息保护的两种立法模式,一是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主体,就侦查机关收集、处理信息行为作特别规定,二是在刑事诉讼法设定侦查机关取证行为时纳入体现个人信息保护原则、规则的条款,而修正案的修法模式为我国取证程序的改革提供了可能;其次,阐述立法须考量的因素及取证行为的界限,重点提及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中的目的限制原则在刑事取证中的适用;最后,本文着重探讨了刑事取证中的层级式信息保护架构,即有鉴于信息种类多样、侦查行为复杂灵活的现实状况,取得个人信息的行为不宜适用统一标准,而应依信息私密程度、信息量多寡区分取证行为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同密度的信息保护规范以约束公权力。这种层级性体现在事前审批、事中保护、事后排除的各环节,最终通过取证程序的规制达成信息保护的实效。

陈辉^[4]（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杨佶欣^[5]（2020）在《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文中研究指明总体而言,包括控辩协商和被害-加害恢复与和解的“合作式司法”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然成为一种变革潮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强化认罪协商,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合意制度之外酝酿新的对话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审前程序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乃至形成事实的新诉讼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司法合作制度,也即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机制,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当前域外诸国“放弃审判制度”方兴未艾之时。然而,不迎合世界潮流并非表明制度的滞后性,只有实践需求才能有效论证变革的必要性。对此,若从审前程序的辩护样态出发,可以知晓,我国在辩护方与控方的交涉、对话上已有长足的发展,如辩护律师推动形成的纠纷解决、侦查合作、审前诉讼终结,以及伴随其间的“对话”或“交涉”过程,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现。然而,相对于实践的发展形态,当前的制度框架——和解与认罪认罚——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两制度不仅具有外在功能上的不足,也一定程度存在内部的衔接不畅、减让幅度不明确等问题,这是诉讼参与者对话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立足实际需求,明晰当前认罪认罚与和解制度存在的内在与外在的痛点,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合理地分析域外经验,由此获得相应的启发。这将明确对话机制的基础所在,也会为实务操作提供更有效、规范的经验借鉴。鉴于此,虽然当前制度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贸然移植往往事与愿违,但至少应以开放心态看待制度,认识到其相对于实践需求、域外潮流可能的滞后之处。相应制度的完善或许是审前程序对话的平等性、有效性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某些法治较为发达、司法办案与辩护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地区,先行先试某些域外前沿经验,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综上,本文的主要思路如下。导论部分将对本文的研究制度背景、现有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做一简述。第一章将分析合作式司法的概念及其制度基础,并明确辩护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笔者将厘清合作式司法的基本概念,并做好相关的辨析,分析其存在的域内外制度;也将强调“对话”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及相应形式。其次,本文还将分析在这种合作与对话的环境中,辩护律师在审前具有何种相对优势,具有何种良性条件,为接下来的深入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聚焦辩护的对话经验。具体而言,将从审前辩护的部分实践案例入手,分析其可能存在的新形态,并尽量分析其中的法理构造和产生因素。基于此,笔者还将对实践中的侦查合作、类案特殊性以及相应交涉过程予以梳理。第三章论述当前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局限性。深入讨论辩护实务后,本文将分析现有的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实践（尤其是对话与合意达成）的制约因素,包括实践效果层面、内在衔接以及外在功能层面的全面梳理。基于此,将明确对话机制形成的短板何在。第四和第五章将分别梳理域外经验,并简述社会性因素。具体而言,笔者将对域外相应有利于对话的制度基础予以梳理,既为我国当前对话机制的塑造提供借鉴,也将真正为实务中办案者、辩护律师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或许,在相应时机成熟时,我国亦会开启制度变革的大门。最后,还将从法律职业的角度,简要归纳对话实践经验产生的社会性因素,基于此,将有利于我们看清实务中潜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规制的思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集中归纳合作式司法中,对话得以有效、平等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制度层面）,展望合作/协同这一模式的发展方向。

徐拿云^[6]（2020）在《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提出伦理学上的品性和心理学上的品性,为司法证明场域的品性提供了概念基础。品性证据规则主要面临三重问题。其一,品性自身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品性的倾向性、道德性和主体间性三个方面。当用于对行为进行证明时,品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品性在道德上是非中立的,包括良好品性和不良品性;根据品性的人际概念,品性建立在第二主体对原始主体做出行为评价的基础上。其二,品性证据的识别存在复杂性。无论是基于品性推论识别品性目的与非品性目的的具体行为证据,还是基于道德属性识别品性证据与习惯证据,都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其三,品性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危险性,可能产生不公正的偏见和额外的诉讼成本。从神示证据制度下品性证据萌芽初现,到法定证据制度下正式形成品性证据并对其自由采纳,再到自由证明制度下产生品性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并于自由证明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增设例外规定,品性证据的司法运用不断走向合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为品性证据的演变奠定了社会基础。品性证据的演变史充分体现了鼓励采纳证据的规制取向和审慎排除品性证据的规制态度。品性证据的行为预测价值,为采纳品性证据提供了正当理由。品性证据规则的激励客体包括诉讼行为和社会行为。其一,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发现事实真相的内在目标。以BAF*对事实认定者信念属性的限制为认识论基础,品性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推论是从行为到品性再到行为的过程,其间运用了归纳推理和具有可废止性的溯因推理,由此品性证据排除的例外有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具有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最大个别化检验、强化对证人的可信性检验、破除对女性被害人的歧视范式三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品性证据规则对诉讼行为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叙事危险性、抑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固化被告的性侵犯行为范式三个方面。其二,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具有激励作用,旨在实现塑造社会行为的外在目标。就激励方式而言,品性证据规则通过成本调控方式实现行为优化,通过重复博弈方式形成动态激励,进而对社会行为发挥激励作用。品性证据规则对社会行为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威慑违法行为、推进社会诚信和鼓励性别平权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并未设立品性证据规则,但司法实践中常常运用品性证据进行定罪和弹劾。从诉讼制度原因上看,举证与质证缺乏规范性和积极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缺乏相对独立性,导致我国品性证据规则长期缺失。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缺失,也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制约现代社会诚信文化的生成、弱化女性行为偏见的矫正意识、阻碍违法犯罪记录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立法展望,我国品性证据规则的设立将对证人诚实作证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进而对诚信社会建设产生间接的激励作用。但与此同时,应当防范品性证据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殷晓棋^[7]（2020）在《刑事速裁程序的法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刑事案件大量堆积,案多人少矛盾愈发突出。为了实现刑事案件简便、快速和低成本处理,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将刑事速裁程序正式纳入法典。刑事速裁程序具有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突显、明确的效率价值取向、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协作性强的特征。其对提高诉讼效率,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保障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有着重要意义。刑事速裁领域中仍然存在对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不足、被追诉人上诉引发审级争议以及量刑争议、值班律师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等问题。文章主要运用法经济学理论,结合相关案例,对刑事速裁案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在介绍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以来的实践情况基础上,从刑事速裁程序价值取向、审判方式争议、证明标准以及相关法经济学研究成果四个方面介绍研究现状,并提出对刑事速裁程序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意义。第二章首先对刑事速裁程序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其次通过梳理刑事速裁程序的特点展现对其进行经济分析的合理性。最后对后文中主要运用的经济学原理进行介绍。第三章主要为速裁程序上诉案件的分析。通过对刑事速裁上诉案件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刑事速裁程序异常上诉案件。研究表明刑事速裁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产生刑事速裁异常上诉案件;被追诉人上诉行为决策中主观意愿的形成与其对裁判结果预期有关;司法机关对被追诉人主观意愿需要缺乏有效的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机制。第四章讨论刑事速裁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问题。被追诉人的自愿性涉及其认识的明知性、判断的理智性和程序选择的自由性。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护存在被追诉人阅卷权难以行使和理智性难以保障的问题,进而导致被追诉人的逆向选择问题。对此,可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五章主要讨论值班律师同时与公检法以及被追诉人之间形成的两方面“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了其在刑事速裁程序中效用的发挥。第六章主要提出相关建议。具体而言为通过建立刑事速裁上诉审查机制、有条件地取消上诉人的量刑优惠、保障被追诉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强化司法机关量刑说理工作、调整值班律师的职责定位可以改善刑事速裁程序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杨益航^[8]（2020）在《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是当前法学界和新闻传播界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构建和谐的司法与媒体关系能够有效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环境。其内涵基于司法公开,是把司法权置于公众视野内,让公众了解司法,让司法裁判经得起检验的制度安排。此研究的实际意义却远不至此,和谐的司法与媒体关系可以使司法理念深入人心,厚植法治根基,树立司法权威,进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懂法、守法的法治氛围。司法与媒体之间关系十分复杂,司法可以对媒体进行制约,媒体也可以对司法进行监督,同时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如何在维护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的平衡点,怎样构建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相生相长的和谐关系是国内外各相关领域努力的方向。本文从当前司法活动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价值目标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在应对涉法新闻报道方面的实践和发展,就典型问题进行了初步阐释,并在理论的基础上以比较法研究的方式对国内外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研判,探讨在应对热点案件和舆情中的一般和特殊情况及应对方法,从发展角度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初步分析,倡导建立和谐有序的司法与媒体互动关系。全文共六章十六万字,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从概念入手分析司法公正原则和媒体新闻报道的特点,从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理论来分析媒体参与司法活动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就二者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和不同的工作方式进行对比,指出实践中的冲突和难点。聚焦司法公开,从审前和审判公开分析媒体报道在不同阶段介入的特点和难点,就媒体报道对司法公开的价值和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冲突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就例外原则进行初步探讨。通过近年来国内的热点案例分析司法与媒体关系的不同特点。以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分析媒体报道在纠正冤假错案方面的作用;以药家鑫案分析舆论压力对审判工作的影响;以于欢案分析新闻舆论促成司法系统自我纠偏的可行性;以张扣扣案分析新媒体时代复杂舆论环境对司法工作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比较法视角分析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处理新闻报道与司法关系的做法和特点,列举了包括对言论自由、庭审公开、保密制度、隐私权等领域的规定和办法,总结规律性特征,以及为改善国内工作带来的启示。对目前包括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内的信息技术前沿发展和传播环境深刻变革做了简要分析,同时从涉法新闻报道角度对这些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做了前瞻性预判,并针对公共领域和被遗忘权等新媒体环境下愈发突出的问题做了专题研究。最后,从改善司法与媒体报道关系的角度切入,根据前文研究从司法与媒体合作基础、共同任务、有效做法等方面提出构建司法与媒体和谐关系的意见建议。此外还就确立和完善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的思路、依法规制司法与媒体报道关系、依法规制司法与新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陈彦羽^[9]（2020）在《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如同电影般的灾难场景令世人震惊。随后,美国主导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发动反恐战争。联合国通过第1373号决议要求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全球反恐掀起高潮,各项反恐法律、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加强政府权力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国际社会很快意识到,在美国反恐影响下,部分国家的反恐措施危及到基本人权,美国的无限期拘留、英国的限制令、甚至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资产冻结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权原则。9·11过去十九年,美国反恐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反而催生了更多的矛盾。中东地区政局不稳,无数平民于战火中丧生。欧洲宗教冲突加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加深。国际社会逐步达成共识:不惜一切手段的反恐必将越反越恐,反恐必须坚持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论文以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为研究对象,从国际人权法的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在研究内容上,选择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有密切联系的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几种刑事强制措施,围绕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以及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平衡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论文遵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法解释学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首先,论文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并重点研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人权的干预及人权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制。由此得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深入剖析几种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9·11后,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存在降低羁押法定要件、强调预防性、对外国人采取无庭审拘留,不确定拘留等突出问题。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呈现出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安理会冻结制度不符合财产权保障的法律要求等问题。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表现出混肴侦查监听与情报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模糊监听范围、区别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冲突。再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以人权保障的价值、准则、目标为出发点,寻求解决上述冲突的方案,为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合理扩张提供有效路径。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应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完善反恐战争中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对外国人坚持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程序机制、限制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联合国安理会的资产冻结制度。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必须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确定反恐监听中隐私权保障原则、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制定或完善外国人监听立法。复次,论文对我国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展开研究,分析了我国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在反恐中的具体适用及差异性,并提出构建反恐未决羁押制度、将搜查扣押冻结定性为强制措施、完善宪法的隐私权防御功能、细化反恐立法等建议。最后,论文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9·11后,主要国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由限权到授权理念转变背后是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价值博弈的结果。反恐刑事强制措施降低证据标准、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程序,这些变化符合西方国家反恐需求,与此同时,人权法的确立及人权理念的根植确保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免于失控。反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反恐执法必须遵守人权法,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不可克减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等人权原则,在具体实施中还应注意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倡导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且立足于本国的反恐形势和法治水平。

魏思瑶^[10]（2020）在《论我国的证据辩护》文中认为目前,证据辩护作为一种新型的辩护形态,出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是刑事辩护愈加精细化的果实。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与刑事证据规则的不断完善,为证据辩护在实践中茁壮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同时证据辩护也是坚持审判中心主义、实现有效辩护的中坚力量。证据辩护在辩护对象、辩护路径以及在各个阶段中的辩护重点都与其他辩护形态有着许多不同,具有独特性。证据辩护虽然在实践中时不时发生,但是与证据辩护相对应的制度并未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而获得推进,些许问题逐渐显露,如证据的获悉机制、证据审查程序以及证据辩护等相关配套制度并不完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证据辩护制度中的一些优秀经验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坚持证据辩护,是促进刑事辩护实质化、实现庭审中心主义、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辩护的应有之义,因此针对辩护律师在实践中搜集证据、运用证据所遇到的障碍,不可完全复制域外的相关制度,应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探索实践,通过完善证据的获悉机制、证据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孕育出一套立足于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证据辩护运行机制。

二、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数字时代刑事取证规制研究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6）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刑事速裁程序的法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我国的证据辩护（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石贤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2]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研究[D]. 周好峰.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数字时代刑事取证规制研究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D]. 卢莹.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 [4]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5]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D]. 杨佶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品性证据规则的作用机理研究[D]. 徐拿云. 吉林大学, 2020(08)
• [7]刑事速裁程序的法经济学研究[D]. 殷晓棋.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8]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D]. 杨益航.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D]. 陈彦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论我国的证据辩护[D]. 魏思瑶. 黑龙江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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