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利制度对企业迎接“入世”挑战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刘明[3]（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孙舒[4]（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指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曹鸿宇[5]（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吕瑶[6]（2019）在《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技术贸易在各国经济贸易往来中的比重日趋加强,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突显出其核心地位,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方面引入国际化变量,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推进本国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对促进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随着科技高速持续的增长和巨大市场及经济潜力的出现,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可或缺的创新合作伙伴。当今中国,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适应经济新常态,亦或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都需要用创新思维去应对、解决前进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转型国家,许多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问题尚未完善,如何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政府对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创新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及国际技术流动极大的带动了经济增长,其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也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显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地位相对衰退,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地位突显,在创新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特朗普上台之后,千方百计制约中国,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对华为5G技术的阻碍。因此,当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创新国际化的内涵发生变化,一个国家既需要利用创新国际化推进本国技术进步,同时又要防备创新国际化不被他国利用,还要考虑创新国际化的难度已经大幅提升,后发国家再想免费或低价获得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已经难上加难。本文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接下来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问题建立模型提供参考依据;第二章介绍论文的相关理论,围绕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国际技术流动进行分析,提出创新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差距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转让相关理论;第三章分析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包括三方面内容:（1）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的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再到技术“走出去”的转变,（3）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第四章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与发达国家美国、赶超国家日本、韩国和转型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进行比较,找到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的可行路径,同时也为转型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第五章建立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模型,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研发投入、国际技术贸易流动与创新能力三方面组合成一个指标即创新体系国际化指标,以索洛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创新体系国际化、研发人员投入、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分析创新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或阻碍作用,并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分析2008年前后变量间影响的重要程度;第六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从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流动并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创新国际化活动受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比较显着,创新产品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有着类似的创新国际化演进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研发投入和技术流动越高,并且转型国家和赶超国家有向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模式演进的趋势,中国正沿着“低低”——“高低”——“高高”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演进路径实现创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路径选择的合理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3）创新国际化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效应高于转型国家,但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所减少。基于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1）加强科技自主研发投入经费,获取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首先从提高研发投入开始,实现“低低”向“高低”模式的转变,其次通过加强国际技术流动并提升创新协同能力,实现“高低”向“高高”模式的转变;（2）强化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注重创新国际化发展尤其是国际技术流动,加大技术转让的法律保护,形成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打造良好的国家竞争环境,带动技术贸易往来;（3）提高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水平,促使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抓住世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机遇;（4）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创新合作力度。
叶萌[7]（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李斐飞[9]（2017）在《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今天数字技术趋于成熟,并在应用领域内迅速普及,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数字时代。新技术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商业规则。对于广告公司而言,如何在不断变革的环境下生存发展下去,是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课题。价值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永恒的主题,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经济乃至数字经济,社会价值系统呈现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变化特征,唯一不变的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终极使命——创造“价值”。从微观层面商业模式是企业组织的价值逻辑,它必然折射出特定阶段更为宏观的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创造逻辑。本研究以“价值创造”为核心,试图回答“从工业社会价值生产系统走向数字社会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广告公司如何通过商业模式来实现生存和发展”这一现实问题。本研究将这一复杂问题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第一,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是什么;第二,对比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出现了哪些创新?第三,主导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性因素是什么;第四,从传统到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为了得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演绎与经验研究两种研究路径。一方面以价值理论为工具,通过理论演绎将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这一具体问题置于社会价值系统的范畴内,通过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变过程分析和研究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方向和方式。另一方面,从现实材料中,采用定性为主体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结合部分定量分析,采用NVIVO.11作为案例研究的数据储存、分析工具,通过两个相互联系的子研究,总结业界在实践中给出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思考。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可以将从上至下的理论研究与从下至上的经验研究相互对比、相互补充,试图对以上的四个子问题做出比较客观,又具有一定理论前瞻性的解答。全文分七个部分:前两章是论文的基础,第一章绪论,对本研究的基本介绍,包括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并界定研究对象核心概念,澄清研究的基本问题内容、研究方案的设计;第二章文献综述以及理论资源。通过梳理商业模式理论、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统一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并通过对以往学者的研究范式的梳理,确定了以理论演绎和案例归纳作为本研究的两个研究方法路径。并在此部分梳理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范畴内的价值理论体系,明确了本文的理论工具选择;第三、四、五章,是采用理论演绎的路径对四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这三章的基本理论工具是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价值源泉与价值工具理论,通过对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价值系统的历史性梳理,总结不同社会价值系统下的价值创造的一般性规律和决定性力量。并由外在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创造规律,推导作为企业组织的广告公司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商业模式的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第三章,回顾了工业社会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了广告公司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定位以及商业模式的一般演进规律,并提出在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工业社会内在价值逻辑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主导下的价值创新;第四章从解构到重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中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从技术社会学视角提出社会价值系统的内在价值逻辑——“技术-价值范式”这一全新的构念。商业模式创新,都是由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所决定和主导的,因此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发展,必然导致广告公司旧有商业模式的解构,继而建构符合新的技术价值范式的新商业模式。第五章,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以及创新路径。本章并通过阐述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内在逻辑,分析其主导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可能范式,并解析其理想范式的价值创造机制、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从传统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向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重构的可行性路径。本研究的第六、七两个章节,则从丰富的实践案例中,以多案例研究的方式对这四个问题进行了归纳式的研究。第六章,价值重构:基于多案例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一种对比研究的方式,通过对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与数字时代商业模式的比较,去回答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以及广告公司商业模式是否存在创新,哪些方面存在创新。第七章殊途同归:基于多案例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及动力机制研究。本章通过纵向解剖个案的方式,通过对新进入的广告公司与传统在位者的创新过程研究对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推动力量与创新路径进行深描,并提出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一般路径以及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构想。本研究的第八章结论与展望则在总结了本研究的基本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组织层面为商业模式转型中的提出广告公司提出策略性建议,在制度层面为政策制定提出一些思考,并在最后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的基本特征是价值创新,其创新的方向是由其所属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所决定的,在“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企业家扮演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内部推动者角色。“技术-价值范式”是复杂性系统:其中技术与价值需求（包括媒体、广告主、消费者）是外部根本性驱动力量;竞争者与合作伙伴,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推动是影响广告公司商业模式模式变迁的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变革内在驱动是企业内部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这些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并不是直线型因果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进。它表示在社会价值系统演进过程中,通过系统内彼此相关的元素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第二,从传统到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迭代决定了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必然发生价值重构。其理想的发展范式是构成营销价值网络的“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或“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模式。在“大广告产业”的范畴内,现阶段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是打造“大平台”或“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而少数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正在设计打造“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整体价值网络系统。“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或“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基于稀缺知识资源的互补,参与者必须建构或者嵌入到特定的营销价值网络系统中,从而获取网络租金。“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本身是与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专业分工相互匹配的一种组织合作和价值生产的治理制度,它主动通过关系构建从而进行价值创造,这种商业模式中的价值模块之间通过嵌入到这种组织形态中形成彼此的利益相关者,它们通过相互耦合实现价值的创造,价值转移、价值分配以及价值消费。第三,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实现了创新。广告公司的价值主张发生了创新性的演进:从为广告主提供整合营销传播迁移到提供更加丰富的营销服务演进。以数据作为核心资源的智能投放等企业的商业模式中服务范畴出现较明显的扩展,他们为具有营销或营销传播需求的小微创新者提供营销服务。此外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广告公司提供的价值内容实现了飞跃:一方面大幅度低营销传播过程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二,是通过创造体验价值,增加商品的价值总和。此外,价值主张创新带动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价值建构方式以及价值获取也实现了创新,从价值建构角度来看,数据、信息、知识,广告公司中愈来愈成为核心资源,而传统价值链式的组织治理方式向价值网络转变;从价值获取视角来看,广告公司的成本结构向大数据技术转移,并在盈利方式上显现出更加弹性、多元化的特征。第四,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从传统走向数字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不同基因的企业有不同的创新路径。从价值系统的层面来看,价值实现机制的演进,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带来价值链模式的解体和价值网络的建构,这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具有普遍性。从具体的企业组织角度来看,在位企业与新进入者的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具有显着的差异。新进入者的价值定位是全新的,直接进入数字营销价值系统的核心区域。其商业模式创新是从无到有创新路径:设计—建构—优化。与新进入企业不同,位企业在传统价值系统中的原有价值定位受到新的“技术—价值逻辑”侵蚀后,会有两种选择:固守或创新。采用商业模式创新也与新进入企业不同,在位企业一般选择在原有商业价值主张的基础上,以最小风险成本为目标,渐进性迁移到数字营销价值系统中,采用一种迂回路径:补充—设计一整合—优化。
王火灿[10]（2015）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此种耦合关系的现实表征并加以实证分析，进而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理论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针对WTO所建构的生态竞争环境需进行的相应战略调整与适配。在当代，所谓企业国际化即是在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内外向国际直接投资等跨国经营业务和活动以及相应的国际化管理实践的过程。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是在以企业国际化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一整套国际游戏规则，它又是在“WTO－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双层博弈”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博弈模式界定了企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体制实践的方式与途径。现有的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结构，对企业国际化产生保障公平竞争、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费用等主要效应或功能。本论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耦合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机理与内涵，并从企业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企业国际竞争战略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出发，论述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协调系统，构建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评价模型。中国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十分独特。在19482014年的67年中，以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前32年——从短暂“原始缔约国”期到之后漫长的“失联期”；后35年则为复合期。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之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创建进程“三江并流”，并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历史性汇合，终于在时机、理念和战略的“三重契合”下，于最近20多年中，造就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并在贸易、投资、制度和观念等四大维度上产生了强大的“四维共振”效应。不过，目前这种双向的强共振效应尚具有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WTO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四维”皆强格局，而中国企业国际化对WTO的影响在制度和观念两大维度上则相对较弱；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两大维度上，WTO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崛起，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种快速崛起也对世界经贸的原有格局以及其他主要WTO成员（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对外经贸格局产生了“破格局性”的重大影响。中国为加入WTO和履行入世承诺，在短期内对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与WTO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直接相关的国际化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调整，在入世前后国内出现了罕见的“WTO热”等现象，均充分显示出WTO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相反，作为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正处于转型中的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于WTO的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尚十分有限。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WTO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Granger原因。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耦合度指标反映出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基本上已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标则反映出两者基本上处于中度及以上强度的耦合协调状态。本论文尝试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理论，旨在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该理论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异质性”由制度异质性、体制转型性、大国规模性、发展后起性、快速崛起性和国企主导性等六个方面组成，前三者与后三者分别构成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外生异质性”和“内生异质性”。它们共同刻画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特殊外部和内部环境或属性。这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且与WTO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影响关系。由于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异质性、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矛盾性与趋同性以及作为后发性大国的快速崛起特性，决定了中国入世谈判和入世协议签订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快速崛起以及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共振效应。WTO的动态发展趋势和一些新兴重大议题的谈判进展表明，包括贸易与环境、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超TRIPS”规则以及竞争中立、TPP等，可能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论文利用传统的“SWTO”（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分析法，从异质性和WTO体制两大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环境资源、体制深化、内向与外向国际化的不平衡、低度化陷阱、技术创新乏力、贸易保护和转型升级等。最后，本论文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强耦合关系出发，就中国企业国际化崛起进程中的“WTO战略”的原则、目标、实施路径等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即战略原则应是多边主义；核心战略目标是维护和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运行，以实现强化和确保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强耦合效应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为此，选择“学以致用”和“有效参与”两大战略路径，通过提高参与能力、改善和发挥行业协会功能与作用以及强化政企有效合作等来实施战略。本论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强耦合关系存在性的内在成因开展了理论探析，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战略适配建议，有助于丰富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参与多边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专利制度对企业迎接“入世”挑战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专利制度对企业迎接“入世”挑战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创新国际化发展研究的文献评述 |
| 1.2.2 关于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评述 |
| 1.2.3 对文献的综合评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3.1 论文的基本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创新国际化的分析构架及理论基础 |
| 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构建 |
| 2.1.1 创新投入 |
| 2.1.2 创新产出 |
| 2.1.3 国际技术流动 |
| 2.1.4 创新国际化模式 |
| 2.2 创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理论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技术转让相关理论 |
| 2.3 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 |
| 2.3.1 投入产出与经济增长模型 |
| 2.3.2 引入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索洛生产函数 |
| 2.3.3 神经网络模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 |
| 3.1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制度环境 |
| 3.1.1 创新体系的初步形成 |
| 3.1.2 国家技术创新的系统发展 |
| 3.1.3 创新国际化的全面发展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 |
| 3.2.1 以外部技术驱动的创新国际化 |
| 3.2.2 创新产出绩效 |
| 3.2.3 国际技术贸易收支 |
| 3.3 后金融危机时代:自主研发与技术“走出去”的双向互动 |
| 3.3.1 自主研发与海外研发投入 |
| 3.3.2 高技术产品或服务与技术“走出去” |
| 3.4 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 |
| 3.4.1 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成因 |
| 3.4.2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创新国际化的挑战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国际比较 |
| 4.1 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 |
| 4.1.1 美国:发达国家的典型范式 |
| 4.1.2 日本和韩国:赶超国家模式的特点 |
| 4.1.3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
| 4.2 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比较 |
| 4.2.1 创新政策 |
| 4.2.2 模式演进 |
| 4.3 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比较 |
| 4.3.1 研发强度 |
| 4.3.2 专利申请量 |
| 4.3.3 国际技术比较优势 |
| 4.3.4 跨国投资实现的技术流入与流出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分析 |
| 5.1 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阶段分析 |
| 5.1.1 创新发展国际化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
| 5.1.2 创新发展国际化环境比较分析 |
| 5.2 创新国际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
| 5.2.2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平稳性检验 |
| 5.2.3 主成分分析 |
| 5.2.4 建立方程 |
| 5.2.5 方程的单位根检验 |
| 5.2.6 方程的协整检验 |
| 5.2.7 实证过程与回归分析 |
| 5.3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趋向成熟的中国广告业迎来数字时代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
| 1.1.2 理论背景:数字时代的新价值、新管理视角 |
| 1.2 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 1.3.2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和基本结构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本文的主要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设计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2 相关研究述评与理论资源 |
| 2.1 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研究评析 |
| 2.1.1 多元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的理论内涵 |
| 2.1.2 静态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与构成要素研究 |
| 2.1.3 商业模式理论的功能与价值研究 |
| 2.1.4 创新理论与动态视角下的商业模式创新 |
| 2.1.5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研究述评 |
| 2.2 管理学与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的价值研究 |
| 2.2.1 价值的理论内涵 |
| 2.2.2 一元与多元之争:价值源泉理论 |
| 2.2.3 价值链到价值网:价值工具论的演变 3 价值创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演进规律 |
| 3.1 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演进 |
| 3.1.1 单一价值模块的报业广告批发商模式 |
| 3.1.2 价值链延伸的全面服务广告代理制模式 |
| 3.1.3 多价值链条并行的整合营销传播集团模式 |
| 3.2 广告公司的价值定位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特征 |
| 3.2.1 从客观价值到主客观价值并重:广告公司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价值定位演进 |
| 3.2.2 价值创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特征 4 从解构到重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 社会价值系统的内在价值逻辑:“技术-价值范式” |
| 4.1.1 社会价值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
| 4.1.2 “技术-价值范式”: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逻辑 |
| 4.2 解构与重构:“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演进规律 |
| 4.2.1 人类社会价值系统发展的连续与非连续性 |
| 4.2.2 “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演进过程 |
| 4.3 “技术-价值范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演进决定性因素 |
| 4.3.1 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企业组织 |
| 4.3.2 “技术-价值范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
| 4.3.3 企业家:“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历史推动者 |
| 4.4 从“自我完善”走向“价值重构”:“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 4.4.1 从建构到解构:工业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主导的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 4.4.2 从解构到重构: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5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以及其创新路径 |
| 5.1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特征以及价值实现机制 |
| 5.1.1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基本特征 |
| 5.1.2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价值实现机制:价值网络 |
| 5.2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 |
| 5.2.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 |
| 5.2.2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机制 |
| 5.3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竞争机制 |
| 5.3.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的竞争优势来源 |
| 5.3.2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内部竞争机制 |
| 5.4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 5.4.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形成的基础 |
| 5.4.2 从解构到建构:大平台+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 6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一:基本范式的价值重构 |
| 6.1 研究方案 |
| 6.1.1 问题、方法与工具 |
| 6.1.2 案例的选择 |
| 6.1.3 资料搜集与处理 |
| 6.2 从传统到数字,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比较分析 |
| 6.2.1 以价值主张为主要判断依据的商业模式创新标准 |
| 6.2.2 传统广告商业模式范式 |
| 6.2.3 基于案例研究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 |
| 6.2.4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结论 7 数字时代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二: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殊途同归 |
| 7.1 多案例研究设计 |
| 7.2 乘势而起:新进入者商业模式创新 |
| 7.2.1 抓住市场的风口:新进入者在数字环境下的价值主张创新 |
| 7.2.2 回应数字“技术-价值范式”:新进入者的商业模式建构的内在逻辑 |
| 7.2.3 多赢:新进入者价值获取的意图 |
| 7.3 基因的选择: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 |
| 7.3.1 基因的不对称动机:在位者的商业模式价值主张创新 |
| 7.3.2 如何实现大梦想: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建构方式 |
| 7.3.3 多元化的价值获取方式: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获取 |
| 7.3.4 如何突破亚历山大难题:在位者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考 |
| 7.4 结论与探讨一:数字“技术-价值范式”下的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实践驱动因素 |
| 7.4.1 “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技术与价值需求的选择 |
| 7.4.2 “大平台+小服务前端”:价值竞争与价值共创的耦合 |
| 7.4.3 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内部驱动者: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
| 7.5 结论与探讨二:价值视角下新进入者与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选择 8 结论与展望 |
| 8.1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结论 |
| 8.2 广告公司未来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性思考 |
| 8.2.1 培育内部企业家精神,塑造持续创新文化 |
| 8.2.2 建设二元性组织,协调创新与效率矛盾 |
| 8.3 制度创新促进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后记 |
（10）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方法 |
| 1.3.1 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框架结构和创新点 |
| 1.4.1 框架结构安排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综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理论 |
| 2.1.1 企业国际化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企业国际化理论体系概述 |
| 2.1.3 企业国际化的内外共生条件 |
| 2.2 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
| 2.2.1 企业国际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耦合 |
| 2.2.2 多边规则的形成机制与企业的参与机理 |
| 2.2.3 WTO 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
| 2.3 耦合理论与耦合评价模型 |
| 2.3.1 耦合的内涵与机理 |
| 2.3.2 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耦合协调系统 |
| 2.3.3 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评价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之间强耦合的现实表征 |
| 3.1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历史契合 |
| 3.1.1 中国与 GATT/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 |
| 3.1.2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 3.1.3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三重契合 |
| 3.2 WTO 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强共振效应 |
| 3.2.1 贸易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2 投资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3 制度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4 观念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3 中国企业国际化对 WTO 的共振效应 |
| 3.3.1 中国企业国际化快速崛起与全球经贸格局的裂变 |
| 3.3.2 中国企业国际化快速崛起对 WTO 其他成员经贸格局产生的影响 |
| 3.3.3 中国入世对 WTO 体制与观念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因果关系分析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检验过程及其解释 |
| 4.2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实证分析 |
| 4.2.1 基于宏观层面数据的耦合关系实证 |
| 4.2.2 基于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耦合关系实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强耦合的成因探析 |
| 5.1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的概念与内涵 |
| 5.2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
| 5.3 从异质性看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强耦合关系 |
| 5.3.1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与 WTO 之间的互动关系 |
| 5.3.2 从异质性看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强耦合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WTO 生态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环境分析 |
| 6.1 WTO 的动态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潜在影响分析 |
| 6.1.1 WTO 的动态发展趋势：从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 |
| 6.1.2 WTO 视野下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未来进程的重大议题 |
| 6.2 强耦合与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2.1 强耦合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2.2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3 中国企业国际化未来进程中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WTO 生态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思考与策略选择 |
| 7.1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WTO 总体战略” |
| 7.1.1 战略原则与战略目标 |
| 7.1.2 战略选择 |
| 7.1.3 战略实施 |
| 7.2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WTO 部门战略” |
| 7.2.1 贸易救济战略 |
| 7.2.2 破壁跨垒战略 |
| 7.2.3 TRIPS 战略 |
| 7.2.4 服务贸易战略 |
| 7.2.5 投资战略 |
| 7.2.6 国企战略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专利制度对企业迎接“入世”挑战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D]. 吕瑶. 辽宁大学, 2019(12)
- [7]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 李斐飞.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D]. 王火灿. 东华大学, 2015(11)